他還特別推崇先秦時期的“內聖外王”的理論，即在思想品德上要提高修養，向聖人靠攏，在實際能力上要有王者風範，能匡時濟世。曾國藩確實身體力行了這一理論，算得上言行一致。
他在訓詁學等方麵也很有成就。學術上的造詣和他的權位結合起來，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再加上他親手培養了許多學生，提拔了很多士子，因而在學術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當時有許多人把他吹捧成所謂的“聖相”。曾國藩還親自實行他的理論，未回鄉組織團練以前，在京中做官時就十分注意修身養性，特別是在“靜”字上下工夫。
他的生活起居極有規律：早起、靜坐、養氣、保身、讀書、寫字等，每日堅持記日記。這套做法連他的老師都很推崇，當朝皇帝也多有嘉評。也許正是因為他做出了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樣吧，才官運亨通。
曾國藩在晚年時，即便在軍旅之中，也未忘記修身，強調立誌、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獨、謹言、有恒、勤儉、謙虛等。其目的，如他的“內聖外王”理論一樣，還是“始於修身，終於濟世”。
曾國藩始終不忘“半耕半讀”的生活，這是一種虛實相間的，進可攻、退可守的生活。他一直認為這是最為理想的生活方式，並在家書中不斷告誡子弟，必須以耕為本、以讀為先，占住了這兩條，家族就可長保富貴，就可立於不敗之地。他的許多告誡子弟的話被家人保存下來，成為像《顏氏家訓》那樣為人們所重視的家訓律條。
1872年（同治十一年）2月，曾國藩在遊園時忽覺足麻，被兒子扶進屋後端坐休息，無疾而終。
也許，曾國藩從未想過自己在去世百餘年之後會引起人們的巨大熱情。因為他既不像二程、朱熹那樣給後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財富，也不像諸葛亮那樣是人們所敬仰的保國愛民的賢相典型，但是，他卻留給了人們深深的思考：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末期，何以會出現這樣一位人物，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二程、朱熹可以被當做聖人來供奉，可望而不可即，無人去同他們攀比模仿，就像皇帝也從不同孔子爭高低一樣；諸葛亮那樣的賢相也可供奉在廟裏，享受煙火祭祀，當做神來膜拜。可曾國藩不同，他既不可被當做聖賢來敬，也不可被當做神佛來供，他是一個人，一個世俗中的人，一個集世俗的名、利於一身的人，一個可供效尤的集世俗的名、利於一身的真實的人！
經曆了現代曆史的風風雨雨和當代曆史的轟轟烈烈，人們也許疲憊了，並沒有找到當初為自己設計的人格理想，並且已經感到了理智的枯竭與情感的焦慮，於是就回過頭來，想在被他們所拋棄的東西中再尋找精神支柱。
當他們折頭而回時，忽然發現了這麼一個人，於是，熱情便來了！
然而，這熱情是好是壞，現在評說，還為時過早。
（參見《清史稿》、《曾國藩傳》等）
4.政治家與藝術家
政治家與藝術家是否可以統一？政治和藝術是否相容？藝術家能否當好政治家？中國幾千年的曆史給予了否定的回答。
我們隻知道對封建皇帝破口大罵，其實，有許多被命運推上皇位的人，根本不願做皇帝，他們寧願做一個藝術家，甚至做一個自由的普通人。
中國的絕大多數皇帝都是因血緣的“天命”關係而被推上皇帝寶座的，就他們個人的稟賦素質來講，卻不一定適合當皇帝。他們不是經過自然淘汰出來的，因此質量也就失去了保證。中國的曆史機製就這樣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昏君。
但這樣的機製卻有可能造就皇帝藝術家。藝術家跟天生稟賦有很大的關係，當不了一個政治家，在良好的教育條件下，很可能成為一個藝術家，中國的皇帝藝術家真是不少！
例如，魏晉南北朝最後一位皇帝陳後主，就是天生的音樂家，他創作的《玉樹》、《後庭花》在當時是極為流行的歌曲。唐人有詩說：“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後人竟至把陳後主的歌曲當做了亡國之音。北宋的宋徽宗也不是個做皇帝的料，而是一個天才的畫家。在他的開創和影響之下，宮廷畫院形成了中國畫史上獨樹一幟的既忠實於細節又強調畫境詩意的風格流派，其名作《聽琴圖》顯示出他極深的藝術造詣。在個人生活上，他也富有“藝術家的氣質”，竟然出外遊逛，尋獵“野趣”，與當時的名妓李師師打得火熱，把三千後宮佳麗一概拋在腦後。
在中國曆史上，這樣的皇帝藝術家很多，如漢成帝、梁元帝、隋煬帝、宋寧宗等均是。
但必須指出的是，像魏武帝曹操寫出“東臨碣石，以觀滄海”、“老驥伏櫪，誌在千裏”，漢高祖劉邦寫出“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算不得藝術家的，因為他們寫如此詩篇的出發點不在於藝術，而是為了抒發建功立業的豪情壯誌，他們僅是略有文采的帝王，而不是全身心投入藝術的真正的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