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尊儒術後的黃老學者，首先應該提到的當是司馬談。他曾“習道論於黃子”，並且寫下了《論六家要旨》，最早提出了“道家”這個學派和宗教教門意義上的概念，並盛讚道家的高明，超越其他五家之上。在建元(前140-前135)到元封(前110-前105)之間，他為太史令，前後約達三十年。他“湣學者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旨”。(《史記·自序》)由此說來，他的《論六家要旨》乃是公開揭起的一麵反對儒術的旗幟。太史令的職責之一是參與安排國家的祭祀。漢武帝郊祭甘泉太一，夜有美光，晝成黃氣，“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佑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史記·封禪書》)漢武帝泰山封禪，是千載一遇的盛典，司馬談卻“留滯周南”，不得參與，於是“發憤且卒”。臨終，囑咐司馬遷要行“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的大孝。(見《史記·自序》)司馬談“留滯周南”的原因，史書沒有說明，可以想見和他公開揭起黃老旗幟有關。班固指責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漢書·司馬遷傳》)，雖然不少人為此辯白，但司馬遷未能忘情黃老也是事實。他後來的遭遇，也未必與他的思想傾向全然沒有關係。
第二個應當提到的黃老學者是汲黯。《史記·汲鄭列傳》道，“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他遊俠任氣，倨傲少禮，田蚡為相，太守一級進見，蚡不答禮，汲黯對田蚡也不過一揖而已。衛青位至大將軍，貴盛一時，汲黯則與之抗禮，反引得衛青的特殊尊重。他曾當麵指責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武帝見汲黯，不敢衣冠不整。汲黯主張少生事，反對出兵匈奴，而主張和親;常詆毀儒生，特別反對身為儒士的丞相公孫弘和禦史大夫張湯。汲黯為九卿時，公孫弘、張湯還都不過是一員小吏，後來二人都官居汲黯之上。汲黯為此批評漢武帝說用人如積薪，後來居上。他的官運不濟，顯然與持黃老，詆毀儒術有關。
汲黯的經曆再次說明，黃老不是一種單純的學說，而首先是一種治國之術，而治國之術和宗教是合而為一的。這一點，在古代不過是常識，但今天卻須向人們常常提起。
大約稍早於汲黯，有個好黃老言的鄭當時，任俠仗義，結交名士。官至九卿，也因田蚡等的意見，降職使用。
第三個應該提到的黃老學者是楊王孫。《漢書》本傳說他是漢武帝時人，“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這大約是以享樂為事的楊朱型的人物。他臨死要求兒子對他實行裸葬，友人規勸，他說自己這麼做是為了矯正世人越禮厚葬的行為。因為厚葬無益，人死，“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成了鬼;形體是無知之物，厚葬這無知之物是一種糊塗行為。
此外還有一個“修黃老術”的劉德，是楚元王之後，劉向之父，和河間獻王劉德不是一人。這位劉德，“有智略”，“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大將軍霍光要把自己的女兒嫁他為妻，他因畏懼盛滿而不敢娶。他做京兆尹，“多所平反罪人”;家裏錢多，則分給兄弟賓客，說“富，民之怨也”。如果說楊王孫把黃老作為養生之道，劉德則以之為修身、保命之術。
如果以上述諸人的事跡經曆為點，連成曲線，則可看出黃老學者因在政治上受到壓抑，轉而以黃老術為養生、保身之術。
黃老術在東漢的活動，除張角、張修等人外，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楚王劉英鍾情黃老，祠祀浮屠。《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載:
英少時好任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托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挈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中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