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陵創教事不可信，五鬥米道為張修所創，學術界早有人指出。此處要強調的是，五鬥米教義與黃巾的一致，以及他們和漢初黃老為一道。
五鬥米道的最高首領僅稱“師君”，其下的首領也僅稱“祭酒”。祭酒在漢代就是最高的學官，並被後世沿襲。因此，祭酒也就是師君。和張角稱“大賢良師”一樣，五鬥米道也把自己定位為師。張魯說他“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遂”(《後漢書·劉焉傳》)，當不全是虛話。
所謂“鬼道”說，不過是說太平道和五鬥米道主張向鬼神懺悔。起初大約主要是讓病人懺悔，他們認為得病是因鬼神作祟;後來擴大到一般信徒，凡有小過者均可通過向鬼神懺悔或行善得到寬恕。
把疾病看做鬼神作祟，並且以祭神祀鬼進行治療，是漢代一種通行的方法。《漢書·郊祀誌》載: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
哀帝即位。寢疾，博征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複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雲。
皇家尚且如此治病，逢瘟疫流行，還要向鬼神祈禱。《後漢書·五行誌》載:“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劉昭注引張衡所上封事道:
臣竊見京師為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死有滅戶。人人恐懼，朝廷焦心，以為至憂。臣官在於考變禳災，思任防救，未知所由，夙夜征營。
張衡認為，這次瘟疫是由於孝安帝死於道路，近臣秘不發喪，以致天怒:
天地明察，降禍見災，乃其理也。
因此，他建議，通過取媚神靈來消災:
臣愚以為可使公卿處議，所以陳術改過，取媚神祇，自求多福也。
張角、張修向鬼神悔過以求除病，和漢朝朝廷沒有區別。不同之處在於，依儒教祭祀原則，祭祀有嚴格的等級區分，而張角、張修之道，則幾乎允許人人祭天地，向天地表示悔過。儒教祭祀要求“祭不欲數”(《禮記·祭法》)，張角、張修則把祭祀擴大到日常生活中間，有過就須向神靈懺悔。孔子主張“敬鬼神而遠之”(《論語·雍也》)，而張角、張修敬而不遠，把交通鬼神當做一項日常的活動。這種和鬼神非常親密的關係，才是他們被稱為“鬼道”的原因。鬼道的實際意義，並非說他們信神，而當時的朝廷和那些身為碩學大儒的臣子就不信鬼神。
允許所有人祀天地，至少是較多的信徒都可以祭祀天地三官，是張角、張修對傳統宗教的重大改革。相比之下，儒教則較嚴格地保留著古代的傳統:天子祭天，諸侯祭境內山川，直至庶人隻能祭祀自己的祖先。假如張角或張修能夠勝利，並延續下來，中國將有一個在形式上和基督教相差不遠的宗教:人人可以和上帝交通，並經常向上帝懺悔。
從張角到張修再到張魯，他們的宗教都不是以出離塵世為目的的，而是以求當世幸福為目的的。一旦他們有了政權，這種宗教就和國家機構合而為一，成為政教一體的國家宗教組織。在這一點上，漢初的黃老是如此，張角、張魯也是如此。張魯曾有過三十來年的割據曆史，使我們對道教的本質看得更為清楚。但是“天無二日”，儒教不願與道教分享國家政權，而道教的力量又不足以重新奪回失去的地位，遂形成道教和中國古代政權若即若離的狀態。
張角和張修之道，都保留著黃老的基本特點。他們以天(即上帝)為最高信仰，而自己則以師自居。他們“以善道教化天下”，這是儒、墨、黃老都相同的。《典略》說張魯“依《月令》，春夏禁殺”，這也就是“因陰陽之大順”。《月令》在張角時代已經被收入《禮記》，在順天地陰陽這個問題上，儒、道是一致的。
《典略》說五鬥米道“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後漢書》記張角“奉事黃老道”，二者的基本傾向是一致的，這也是張角、張修作為黃老後繼者最主要的特點。這個特點在《太平經》中也有充分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