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五鬥米道割據漢中的是張魯。張魯起初依附益州牧劉焉，劉焉到益州時，黃巾起義早已爆發。所以張魯的割據在張角之後。如果以興平元年(194)劉焉死後，張魯不聽劉璋號令為始，則張魯割據漢中距張角起義已有十餘年之久。據《三國誌·張魯傳》載: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鬥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複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修殺之，奪其眾。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
裴鬆之《三國誌注》引《典略》，所記與《三國誌》不同:
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修。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為太平道，修為五鬥米道。
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雲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
修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為奸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鬥以為常，故號曰“五鬥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為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
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修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
裴鬆之在引完此文以後，糾正道《典略》所說的張修應是張衡。因此，張魯繼承張修，帶有子承父業的性質。這顯然是維護《三國誌》的記述。
《後漢書》把張魯事附於《劉焉傳》，其記述大體沿襲《三國誌》，但加了如下一段:
沛人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焉家，遂任魯以為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穀，殺使者。魯既得漢中，遂複殺張修而並其眾。
依此，張魯被任為督義司馬，不是因為他承祖、父業，有許多信徒，而是依賴其母與劉焉的關係。而所謂其父祖造作道書的記載十分含混，造作了什麼書，並沒有交待。至於所說五鬥米道教義，又實與黃巾相似，它是否為張陵所創，令人難以明確。
《三國誌》和《典略》都說，五鬥米道教義，與黃巾相似，且《典略》更加明確地指出，五鬥米道是在黃巾太平道的基礎上又加了一些內容，說明五鬥米道實是太平道的修正版或改進型。從時間上看，張魯割據漢中晚於張角起義十多年，說五鬥米道源自太平道也較為合理。《三國誌》、《後漢書》都說是張魯殺了張修，《典略》又說是張魯繼承了張修之道，據《後漢書·孝靈帝紀》，中平元年(184)二月，張角起義;七月，張修也發動了起義:
秋七月，巴郡妖巫張修反，寇郡縣。
唐李賢注引劉艾《紀》道:“時巴郡巫人張修療病，愈者雇以米五鬥，號為五鬥米師。”看來張修的存在應是事實。而有關“五鬥米”的記載，《典略》和劉艾《紀》也較為合理，那是病愈後付給巫師的報酬。因此，真實的情況當是張魯在張修死後，繼承了張修之道，卻假造了一個父兄傳道的神話。這還可從《抱樸子內篇》得到旁證。葛洪在《抱樸子內篇》中提到幹吉，也提到張角，卻不講張魯和張陵。以張魯之顯赫，張角之卑微且被誅殺，論道家提張角不提張魯是不可能的。這隻能說明，五鬥米道不過是太平道的變種，不足以引起葛洪的特別注意。隻是由於張角被殺而張魯受封，張魯子孫繁衍，而張角不僅子孫難尋，且作為叛亂禍首，太平道難以傳播，遂使五鬥米道獨擅其教，並逐步製造、完善了三張創教的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