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胡適後來的回憶與高一涵略有不同，並沒有李大釗派人到火車站截住陳獨秀，並接他暫避的情節。他說:
陳獨秀返京之後正預備寫幾封請柬，約我和其他幾位朋友晤麵一敘。誰知正當他在寫請帖的時候，忽然外麵有人敲門，原來是位警察。
“陳獨秀先生在家嗎?”警察問他。
“在家，在家。我就是陳獨秀。”獨秀的回答倒使那位警察大吃一驚。他說現在一些反動的報紙曾報道陳獨秀昨天還在武漢宣傳“無政府主義”，所以警察局派他來看看陳獨秀先生是否在家中。
獨秀說，“我是在家中呀!”但是那位警察說，“陳先生，您是剛被保釋出獄的。根據法律規定，您如離開北京，您至少要向警察關照一聲才是!”
“我知道!我知道!”獨秀說。
“您能不能給我一張名片呢?”
獨秀當然唯命是聽，那位警察便拿著名片走了。獨秀知道大事不好，那位警察一定又會回來找麻煩的。所以他的請帖也就不寫了，便偷偷地跑到我的家裏來。警察局當然知道陳君和我的關係，所以他在我的家裏是躲不住的。因而他又跑到李大釗家裏去。
警察不知他逃往何處，隻好一連三天在他家門口巡邏，等他回來。(陳獨秀知道家是回不成了)他乃和李大釗一起離開了北京，從此便一去不複返了。
他二人離開北京之後，(為避免追捕人的跟蹤)乃故意向北方逃去，躲在離灤州不遠的李大釗的老家樂亭縣。住了幾天之後(風聲漸息)，他二人乃乘車南下去上海。自此以後，陳獨秀便與我們北大同人分道揚鑣了。胡適著、唐德剛譯《胡適口述自傳》，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頁。
無論是高一涵還是胡適，他們的回憶都證明當年是李大釗獨自護送陳獨秀離開北京城的。這一點是確定的。根據高一涵的回憶錄，就在李大釗送陳獨秀出京的幾天的旅行中，他們已經商定好由陳獨秀在上海開展活動成立共產黨早期組織，李大釗同時在北京采取相應行動，以便形成一個南陳北李、遙相呼應的局麵。這就是相傳已久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一段佳話。
到達上海後，陳獨秀馬不停蹄，立刻緊鑼密鼓行動起來，他把《新青年》編輯社從北京搬到了上海，作為宣傳刊物。正如那副著名的對子“奔蛇走虺勢入座，驟雨旋風聲滿堂”一樣，陳獨秀一旦擺脫北洋軍閥政府的直接監控，海闊天空廣泛交遊，激情洋溢四處講演，筆走龍蛇鞭辟入裏，很快就掀起新的思想聲浪。在他的身邊，迅速聚集起一批思想進步人士:主張“勞動團體應該自己組織起來做個大政黨”的《覺悟》(《民國日報》副刊)主編邵力子;主張“‘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的一致團結，並且一致努力，對於‘體力勞動者’知識上開發做功夫”的李漢俊;背叛了自己的階級而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曾經“舍小家，為大家”的沈玄廬;同情俄國十月革命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的沈雁冰;強調“用急進的激烈的方法”從根本上謀求社會“全體的改造”的施存統;認識到“救國不是單純興辦實業，還必須進行社會革命”的陳望道;放棄“實業救國”而決意走俄國人道路的李達;“自辛亥以來……總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線”的林伯渠;為“做一個利國利民的東南西北人”而公開宣稱“此後不想做個學問家，情願做個舉世唾罵的革命家”的俞秀鬆;後來為中國工人運動“坐獄最早最苦”的“無產階級的先鋒，勞動運動的健將”李啟漢;“從來未受過其他思想的侵入，一直就是相當共產主義”的陳公培;“一紙之出，風行全國”的《星期評論》創辦人兼主編之一戴季陶;與經亨頤、陳望道、夏丏尊並稱為“五四浙江四傑”的劉大白等人，都成了他的好朋友。這些人彼此頻繁接觸，經常在一起探討宣傳社會主義和社會革命等問題。在上海建立早期共產黨組織的思想條件和社會條件日臻成熟。
在建黨問題上，李大釗與陳獨秀在這段時間裏一直保持密切聯係，互相磋商，同步行動。6月，魏金斯基一行帶著李大釗的介紹信到達上海並見到了陳獨秀。7月，張國燾前往上海，遵李大釗囑托與陳獨秀麵談建黨事宜，討論了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俄國十月革命和創建無產階級政黨等問題。1920年8月，在魏金斯基的幫助下，經過一番籌備和宣傳，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9月中旬，張申府為迎接英國哲學家羅素來京講學赴滬，住在陳獨秀家中。兩人再次商談在北京建黨的事情，一致認為應該盡快在北京建立共產黨組織，盡快發展黨員，擴大影響力。張申府9月下旬返京後，立即向李大釗彙報了相關情況，兩人商議首先在北京大學開展建黨工作，於是，在北京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的基礎上，誕生了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