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求救國救民真理的過程中，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發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力量，實現了由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的曆史性轉變。此時，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蘇俄向古老中國的新生力量送來了朋友般的關懷和幫助。“向陽花木易為春”，在馬克思主義真理光芒的照耀下，在蘇俄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的感召下，中國的先進青年發出了到民間去、到法國去、到俄國去的心聲，他們渴盼迅即融入新時代革命的滾滾洪流之中，奏響時代的最強音。
“南陳北李”之約
1920年2月，嚴冬尚未過去。北京的政治氣候和這寒冷的冬天一樣，令人窒息。
當時正值中國陰曆年底，北京城內外的大街小巷，家家戶戶忙著備置年貨，出門在外的生意人則急著往來收賬，人來車去，一派熙熙攘攘的繁忙景象。中午時分，從北京朝陽門去天津的大道上，一輛騾車正從容地緩緩駛來。一路上匆匆趕路的行人和各式車輛上的商客都不會對它過於關注，因為從外表上看，這輛騾車極其普通。然而，當時沒有人知道，這卻是一輛不普通的騾車，車上坐著的，不是普通的商旅之人，而是當時中國思想界最活躍的理論巨擘--陳獨秀和李大釗。此時，李、陳二人已經過精心的喬裝打扮。李大釗棉袍布褂，手持一本厚厚的賬本，很像一個出門收賬的北方生意人;陳獨秀卻是頭戴氈帽的南方人形象，穿了一身廚師的衣服，裝扮成廚師的模樣。兩人對自己的裝束很不自然，不時地相視而笑。騾車先拐進河北樂亭縣李大釗的家鄉--大黑坨村，幾天之後，又重新啟程到達天津。李大釗又張羅著為陳獨秀買了船票，讓他乘船前往上海。
堂堂的北大教授李、陳二人為何要以如此方式出行?陳獨秀去上海又有何事?這裏的事情經過並不簡單。
1919年6月，五四運動正千波萬瀾，起伏於南北各地。作為新文化運動總司令的陳獨秀與高舉蘇俄革命赤色大旗的李大釗誌同道合，走到了一起。他們在思想理論界為學生的愛國運動推波助瀾，成為五四運動的思想領袖和精神標誌。6月9日，針對北京政府的懼洋媚外的表現，陳、李聚在一起商量，如何趁熱打鐵，推動時下的群眾運動再掀高潮，逼迫政府滿足民眾的要求。這一天，他們切磋良久，最後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準備公開向北京政府施加壓力。宣言的內容是:
中國民族乃酷愛和平之民族。今雖備受內外不可忍受之壓迫，仍本斯旨，對於政府提出最低之要求，如左:(1)對日外交，不拋棄山東省經濟之權利，並取消民國四年七年兩次密約。(2)免徐樹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段芝貴、王懷慶六人官職，並驅逐出京。(3)取消步軍統領及警備司令兩機關。(4)北京保安隊改由市民組織。(5)市民須有絕對集會言論自由權。
宣言最後說: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達此目的。倘政府不願和平，不完全聽從市民之希望，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內外士女諒解斯旨。參見《民國日報》1919年6月14日。
為擴大影響，他們還將《北京市民宣言》翻譯成英文，這個翻譯工作，就是留美博士胡適來做的。
11日下午，陳獨秀穿了一套白色西裝，帶了禮帽，隨身帶了一批傳單離開宿舍，前往宣武門外的新世紀遊樂場。他與高一涵、王星拱(北大理科教員)、程演生(北大預科教授)、鄧初(內務部職員)等人已經事先約定，在那裏聚餐。餐後，大概10點左右，陳獨秀、高一涵和鄧初三人決定向群眾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為了引起更多人的注意，陳獨秀和高一涵爬上新世界屋頂花園，下一層露台上正放映露天電影，觀眾眾多。兩人趁機將傳單從上麵撒下去，底下的群眾被突然從天而降的雪片似的傳單所吸引，紛紛撿拾、傳閱。就在這時，從屋頂的暗角裏出來一個人，向陳獨秀要傳單看。陳獨秀毫無防備，便從口袋裏摸出一張給那人，那人一看，就大叫一聲，“就是他”，隨後一群人一擁而上，不由分說地把陳獨秀逮了起來。高一涵見此情景，趕快扔掉傳單，脫掉外套，躲藏起來，並設法通知鄧初隱蔽。被捕的陳獨秀為了保護他們就故意高呼:“真是暗無天日，竟敢無故捕人。”張寶明、劉雲飛:《飛揚與落寞--陳獨秀的曠世悲情》，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76-78頁。陳獨秀被逮走後，當夜12點，北洋軍閥政府又派出100多名軍警包圍並搜查陳獨秀的住處--箭杆胡同9號，翻箱倒櫃，查走了許多來往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