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各自的刊物為陣地，以筆尖為銳器，關心國家命運和前途的先進青年知識分子呼喊著“社會改造”的口號，開始充滿自信地追求新生活。毛澤東在他主編的《湘江評論》中振臂高呼:
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澎湃於湘江兩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死《湘江評論》第1號，1919年7月14日。;
我們知道了!我們覺醒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湘江評論》第4號，1919年8月4日。
另有青年知識分子呼籲:
舊思想的末日到了!人類解放期就在目前了!假使再不趁此吸收些“新”的學識，那麼現在二十世紀上就要天演淘汰。轉引自李新、陳鐵健:《偉大的開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頁。
這些星羅棋布於全國各地的刊物和社團雖然在思想宗旨和內容範圍上有所不同，但其在“中國社會是黑暗的、不合理的，是必須改造的”這一點上，獲得了驚人的一致。五四以後出版的《國民》雜誌上發表的《社會為什麼要改造》一文明確指出:今日世界的社會“是寄生生活的社會，是私產製度發達的社會，是軍閥壓製平民的社會，是資本家壓製勞動家的社會”，而這樣的社會是由私產製度造成的，因此要打倒寄生蟲、軍閥和資本家，就必須打倒私產製度，私產製度是“今日社會萬惡的本原”。《國民》揭露了道德、法律、宗教等等為資本主義製度服務的本質，指出在現存製度下，“所謂道德就是強權的道德;所謂法律就是保護資本家的法律;所謂宗教就是欺騙平民的宗教;所謂政策就是牢籠勞動家的政策”，因此，“正本清源”的唯一辦法，就是“非改造社會不可”。《國民》第2卷第1號，1919年11月1日。
提倡教育救國的《少年社會》也喊出了“社會改造”的呼聲:“我國政治上有惡官僚的威權，軍事上有軍閥派的威權，經濟上有資本家的威權，這一班人都是犧牲多數人的幸福，滿足他們少數人的欲望，這的確不平等，這樣的階級，最是致社會之病。我們要求社會健康，要向‘德莫克拉西’方麵進行……那麼就不得不推翻惡官僚，打破軍閥派，抑製資本家，總起來一句話，就是鏟除階級，謀人人機會的均等。”《少年中國》第1卷第5期，1919年12月29日。
其他許多社團和刊物，也無不把“謀人類之解放”、“求社會之改造”，或者類似的口號列為宗旨之一。
改造舊的社會，否定舊的社會製度，必然涉及建立新社會、新製度的問題。這個問題引發這些知識青年們去尋求一個救治世病的最好的出路。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讓世人看到世界資本主義破綻百出，與此相反，俄國的十月革命卻綻露出新世紀的曙光，展現了社會主義製度的美好前景。因此，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把目光彙聚在“社會主義”上來，把社會主義作為社會改造的方向。他們甚至把社會主義看成是“人類的福星”，認為它“對於我們現在中國爭鬥的救濟，尤為剴切、要緊。我們應當歡天喜地、爭先恐後的歡迎。消除我們往日的‘三災八難’”《隨感錄》，《星期日》第34號，1920年3月。。他們表示:“現在的社會是壞極了，不圖改救是不可長久的了。……解救之道，當然是社會主義;因為他最公道、最平等，無有軍閥財閥，無有種界國界，是相愛相信的世界，不是相殺相欺的世界，經濟上固然好，道德上又為好。”《工讀的究竟目的安在》，《工讀》第5期，1920年2月。
從以上對社會主義的表述中可以看出，由於曆史的局限性，這些青年知識分子口口聲聲讚賞的社會主義更像西方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思想，因時代的進步，他們無非在“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上，添加了“互助”、“勞動”的字樣，如此這般，就成了心目中能給人類普遍帶來幸福的社會主義。因此，在五四運動以後的最初時期，社會主義的概念在中國知識分子的頭腦中還是模糊的、不清晰的。正因為如此，在這個時期一股腦兒出現的民主主義、人道主義、空想社會主義乃至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泛勞動主義等思想，都被糅雜在一起，成為社會主義的語言。在這一點上，《新青年》第7卷第1號發表的、實際上是由陳獨秀執筆的《本誌宣言》，集中地反映當時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文中說:“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希望那虛偽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醜的、惡的、戰爭的、軋轢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幸福的現象，漸漸減少，至於消滅。”丁守和、殷敘彝:《從五四運動啟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39頁。不難看到，陳獨秀他們對社會主義充滿著向往，然而，他們的社會主義是抽象的，帶著民主主義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