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對付陰險老辣的袁世凱，這些資產階級革命者都過於自信了。對於《臨時約法》、責任內閣等這類束縛，醉心於權力、迷信獨裁的袁世凱是絲毫不能容忍的，一旦坐穩了江山，他馬上本性畢露，著手清除這些礙手礙腳的“勞什子”。6月，袁世凱決定對責任內閣下手。內閣總理唐紹儀雖然是袁的朋友，但他同情革命，有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傾向，在袁的眼裏，已經沒有了南北談判時期可資利用的“價值”，所以，袁任命他更信得過的原外交總長陸征祥替代了唐。9月，再次換上了自己的心腹趙秉鈞。在此期間，4名同盟會閣員也被迫陸續辭職。這樣一來，這個責任內閣完全換成了袁世凱自己的人馬，成了袁世凱的“禦用內閣”，完全喪失了對袁的約束作用。
如此“改造”內閣僅僅是袁世凱的小動作。在此前後，他已經迫不及待地向革命陣營舉起了屠刀，連連製造了兩起駭人聽聞的非法殺人事件，這就是張振武、方維事件和宋教仁案。
張振武原名張光鑫，湖北竹山人，是指揮武昌首義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與孫武和蔣翊武並稱“三武”。張振武早年在武漢省立師範學校讀書，後又到日本留學，加入了孫中山的同盟會。回國後他一邊在武昌教書，一邊籌資創辦了體育會和民國公學，宣傳革命思想，聯絡革命誌士，儲蓄革命力量。1911年初，革命氣勢空前高漲，張振武幾乎將家產變賣殆盡，把所得的錢財全部交給了共進會的財務部。10月9日下午，起義計劃不慎泄漏，起義機關的許多領導人都紛紛潛逃，革命麵臨毀滅的威脅，張振武挺身而出，當機立斷，決定提前起義，在關鍵時刻，力挽狂瀾，使革命獲得成功。張振武本人也因此聲名大振，在起義勝利後，出任湖北軍政府軍政部副部長。但是，張振武與軍政府都督黎元洪不和。他從一開始就對舊官僚掌握新政權的做法不以為然，因此，在黎元洪當都督的問題上進行過四次堅決的反對，甚至想除掉黎元洪。但他的意見沒有被采納，反而為他後來招致殺身之禍埋下了禍根。在袁世凱帶領北洋軍鎮壓武昌起義期間，張振武一人主持軍務部，組織抗擊，並親自帶領軍務部的成員和他的衛隊奔赴前線與清軍鏖戰7小時。清軍隔江炮轟武昌城，城內秩序混亂，這時候，張振武又和孫武一起發布命令張貼全城，然後親自帶領士兵在全城巡邏，穩定秩序，保住武昌城。
對這樣一位文武雙全的首義元勳，袁世凱非常不放心。1912年4月，袁兩次致電黎元洪，要求把武昌起義的領導人孫武、蔣翊武和張振武等主要骨幹調至北京，嚴加控製。在袁和黎的威逼利誘下，多數革命骨幹北上，被授予總統府顧問官一類的虛銜，唯張振武抗命不遵，憤然說:“我湖北人隻會做顧問耶?”堅決返回武昌。張振武的桀驁不馴既得罪了袁世凱，同時也惹惱了黎元洪。“三武(指孫武、蔣翊武和張振武)不去，則副總統無權”，孫武、蔣翊武和張振武三人在武昌本來就構成了對黎元洪掌權的一個巨大威脅，更何況張、黎之間早就有很深的怨隙。張振武一直看不起黎元洪這個被逼出來的都督，他在報紙上公開對黎元洪、袁世凱口誅筆伐，冷嘲熱諷，還常常宣傳“武裝革命”。他在國民公校的開學典禮上，發表公開演說:“革命非數次不成，流血非萬萬人不止”，這實際上就是在號召人們對袁世凱、黎元洪進行武裝反抗。不僅如此，張振武在主持軍務部工作的時候，擁有60人的衛隊，每個人配有短槍，出入軍政府常常都由這些短槍隊護送，弄得黎元洪心驚膽戰。軍政府成立後，他執意掌控由革命黨人組成的將校團不放，黎元洪雖然6次提議要進行“改編”，但他始終是拒交軍權。這一切都讓黎元洪如芒在背，恨不得除之而後快。精於揣摸的袁世凱早已看出武昌軍政府內部的刀光劍影。在張南返武漢後，與黎元洪密謀，為達到雙方共同的目的，幹脆除掉這個“攔路虎”。
8月上旬，袁世凱再次電邀張振武進京商議國事，黎元洪也假意贈送張振武4000元路費。張不知是計，帶領湖北將校團團長方維等30餘人進京，走上了不歸路。抵京後，毫無警惕的張振武到處會客，宴請同盟會和共和黨要人，希望“消除黨見，共維大局”。15日夜，為調和南北感情，他在六國飯店宴請北洋將領薑桂題、段芝貴等人。10時，酒闌人散，張振武與自己的親信馮嗣鴻、時功玖等分乘三輛馬車回旅社，途經正陽門時，潛伏的軍警突起攔截，將張振武捆綁起來，押解西單牌樓玉皇閣京畿軍政執法處。在這之前，方維已於9時左右在金台旅館被捕。16日淩晨1時，張振武在執法處被綁在木樁上，身中6槍斃命，年僅36歲。臨刑前，憤怒的張振武仰天長嘯:“不料共和國如此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