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後的中國，清朝皇帝皇冠落地，但人們期盼已久的共和與民主卻沒有隨之到來。封建軍閥專製之性成的袁世凱，利欲熏心、醉心權術，在共和的金字招牌下，極盡獨斷專行之能事，最終喪心病狂，上演了一幕複辟醜劇，將自己埋進了曆史的垃圾堆。袁世凱倒了，群龍無首的北洋軍閥集團四分五裂，為爭權奪地混戰不休，“你方唱罷我登場”，武人政治直接造成了當時中國的政局動蕩。北洋軍閥統治年代，是中國近代曆史上最黑暗的時期。
“共和”招牌下的罪惡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登上夢寐以求的大總統寶座，袁世凱並不感到滿足。對這個“專橫的權力主義者”《顧維鈞回憶錄》，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67頁。而言，這個從資產階級革命派手中得來的國家最高權力，顯然是“索然無味”的。他“生長於兵間”，戎馬一生，而且絕大部分時間遊刃於封建專製的清王朝，他熟悉和青睞的是那種集權統一的統治方式，腦子裏根本沒有共和、民主之類的概念。因此，任何帶有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性質的建章立製，對他都是無法忍受的約束，尤其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對於袁世凱的個人野心，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家的孫中山是早有認識和防備的。孫中山在南北談判期間，就袁世凱任大總統一職提出三條附加條件:一，清帝退位，政權同時消滅，不得私授其臣民;二，在北京不得更立臨時政府;三，各國承認中華民國之後，臨時總統辭職，請參議院公舉袁為大總統。這是孫中山企望掣肘袁世凱設的防線，但孫的良苦用心卻沒有得到革命陣營中那些同盟者的支持，孫中山孤掌難鳴，這些防線都被狡詐的袁世凱一一擊破。
首先，在清帝退位時，宣讀的詔書是袁世凱授意起草的。詔書中有“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一說，給了袁世凱“獨立自主”，將原內閣中的各部大臣改稱各部首腦的權柄。這恰恰是清帝退位時將政權私授給了袁世凱。
其次，袁世凱想方設法要在北京而不是南京就職。目的之一是盤踞在自己起家的老巢;目的之二則更為老謀深算:袁世凱要讓世人知道，他繼承的“衣缽”來自清廷而不是南京臨時政府，他早早地為自己的下一步棋謀劃。因此，袁世凱在與南京代表“懇談”南下問題期間，一麵密令親信部隊在京津一帶製造混亂局麵;一麵串通帝國主義，讓其出動駐軍前來騷擾。這樣一來，好像袁世凱一旦離開北京，中國北方的局麵就會不可收拾，中國就會亡國。這樣，南京政府不得不再次妥協，袁世凱的陰謀又得逞了。
喪失了兩道防線後，孫中山在3月11日，也就是袁世凱就任大總統的第二天，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是限製袁世凱最強、也是最後的“緊箍咒”。
《臨時約法》以憲法的形式規定了中華民國的國家性質，明確宣布中華民國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規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這就以根本法的形式將“主權在民”這一重要原則肯定下來。在關於國家政治體製方麵，《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員、法院行使其統治權，並實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原則。此外，《臨時約法》一個重要特點是將總統製改為責任內閣製，參議院對臨時大總統的製約範圍擴大了，並增加了彈劾權，國家主要行政權在內閣而不在大總統。
一開始，袁世凱似乎被罩在《臨時約法》的“緊箍咒”之下而使孫中山等資產階級革命派深感欣慰。第一，袁世凱承認《臨時約法》。根據這個約法，國家行政權力主要集中在內閣。第二，唐紹儀被袁任命為內閣總理。唐具有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甚至願意參加同盟會。第三，內閣的10個部長中有4個是同盟會會員。第四，具有議會性質的臨時參議院中，同盟會占有相當多的席位。在130個議員中，同盟會議員有40餘人。此外，在各省當權的實力派中，也有不少同盟會會員。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1-892頁。鑒於這樣的一種政治局麵，孫中山等革命者甚至認為革命已經大功告成，袁世凱個人再有野心也無法撼動民主共和國的基石。因此，解職後的孫中山宣布進軍實業界，黃興也淡出政壇，開始作逍遙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