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被捕後，同行的時功玖趕緊與他人聯絡。16日淩晨3時，當他和孫武等匆匆趕到軍政執法處進行營救時，被告知張振武已經被行刑，同時，他們也親眼看到袁世凱捕殺張振武的軍令。該令根據黎元洪密電，由陸軍總長段祺瑞副署。孫武震驚無言，劉成禺愕然說:“我不知竟死得這樣快!”
如此殘殺革命功臣，舉世皆驚。8月18日，張伯烈領銜向參議院提出了《質問政府槍殺武昌起義首領張振武案》，控袁、黎“口銜行憲，意為生殺”。翌日，參議院破例討論質問案，劉成禺憤言道:“觀政府殺人之手續，直等於強盜之行為。以冠冕堂皇之民國，而有此以強盜行為戕殺人民之政府，違背約法，破壞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義也，則凡民國起義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一捕殺之，任憑其為帝為王矣!”會場氣氛悲憤異常。在連續三天的參議院會上，共和黨、同盟會議員以從未有過的一致態度，共同譴責袁世凱和黎元洪。
但是，狡詐的袁世凱有脫身之策。21日下午，他請民社派參議員時功玖、張伯烈、劉成禺等到總統府麵談。袁說:“黎副總統來電，指陳一切，非常厲害，仿佛不即殺之，必足以發生大亂，妨害治安者。故不得已，用快刀斷繩辦法。其所行種種不法事項，多在湖北，諸君均屬鄂人，如不治之，亂將如何?”他將殺人之過全部算到黎元洪頭上，自己則表現得非常無辜，讓眾人無言以對。袁世凱此招一舉兩得，既除掉心腹大患張振武，又搞臭湖北軍政府的黎元洪，而自己則擺出無可奈何的架勢，結果張振武被殺一案也就不了了之。
如果說殺害張、方，袁世凱還能諉過他人，那麼，殺害宋教仁則是袁世凱直接下的毒手。
清帝退位、民國成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生效，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無不認為中國革命已經大功告成。為了向世人證明不再汲汲於功名權力，孫中山在1912年4月卸職後即公開發表演說，表示今後將致力於中國的社會事業、振興事業。不久，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鐵路實業建設中，準備花十年時間修20萬裏鐵路。黃興則表示“難可自我發，功不必自我成”，他辭去南京留守，交出兵權，解甲歸田了。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中，隻有宋教仁是個例外。
宋教仁，湖南桃源縣人。自小淡薄科舉功名，關心天下大事。1902年，在武昌就學的他結識黃興，兩人從此成為莫逆之交。11月4日，宋教仁以赴黃興30歲壽宴為名，與黃興、劉揆一、陳天華、章士釗等在長沙黃宅籌創華興會。1903年2月，華興會在長沙正式成立，選黃興為會長，宋為副會長。宋教仁在華興會的活動初步顯露出卓越的組織才能。7月，他在武昌發起創建“科學補習所”，以此為掩護，在新軍和學校中開展革命活動並策劃起義。起義失敗後，潛赴日本，繼續從事革命活動。1910年春，長江中下遊流域革命力量驟增，宋教仁從日本返抵上海，擔任《民主報》主筆，他以“漁父”筆名撰寫大量宣傳革命的文章。1911年7月，宋教仁與譚人鳳、陳其美在上海組建同盟會中部總會，親任總務幹事。他親自來往於上海、兩湖各地，積極發展中部總會分會，籌款購買武器彈藥，推動長江中下遊流域的革命進程。武昌起義成功後，宋教仁對軍政首腦大權旁落甚為警惕，他試圖策動黃興為湖南湖北大都督，未成功，又轉而從地方政權建設入手，起草《鄂州約法》，經審定，隨即由軍政府頒布。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共和製憲法性質文件，體現了近代西方民主精神。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宋教仁被任命為法製院院長。他很快就起草了一部憲法草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仍然主張內閣製，並被孫中山所接受。以後出台的《臨時約法》，就是以宋教仁的《鄂州約法》和該憲法草案為藍本的。
宋教仁熱心於政黨政治，他將組織政黨視為民主共和的頭等大事。他計劃以同盟會為基礎，將其改組為一個帶有建設性質的、有製衡作用的議會型政黨，以“從事於憲法國會之運動，立於代表國民監督政治之地位”。在他積極而艱苦的努力下，終於促成了同盟會與當時其他黨派所謂聯合，形成了一個頗具聲勢的新黨--國民黨。1912年8月25日，國民黨在北京召開會議，正式宣告成立。孫中山雖被推選為國民黨理事長，但他委托宋教仁代理，因此，實際上是宋教仁一手領導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