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武昌首義到皇帝退位，才短短4個月時間，對長達2000多年的中國封建帝製而言，這一場革命確實過於輕巧了。但是，人們可以發現，僅憑革命本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取得如此巨大成果的，這其中，袁世凱個人的作用不可低估，他幾乎操縱著整個局勢的發展變化。可以這麼說，沒有辛亥革命的摧枯拉朽，清王朝不會崩塌;但沒有袁世凱此人在期間的一係列活動，辛亥革命不可能有這樣以雷霆一擊而成就大業的戲劇性效果。
在分析袁世凱個人的作用時，還有關鍵的一點是無法忽視的，那就是帝國主義對袁世凱的支持。
雖然武昌首義建立的新政權，早在1911年的10月12日，即起義勝利後的第二天，就以“中華國民軍政府鄂軍統帥”的名義向各國駐漢口的領事發出照會，聲明:“所有清國前此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生效”，“所有各國之既得權利，亦一體承認保護”，但是，革命的迅速發展，依然引起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疑慮。他們擔心失去清廷這個“洋人的朝廷”，無法控製的革命烈火會燒到他們在中國的“自家庭院”。他們急忙尋找新的代理人，而袁世凱的出場馬上受到列強的歡迎。列強看好袁世凱，是因為他們看到袁世凱是夾在革命派與清政府之間的中間人物。袁能夠憑借他在清廷的地位和實力，減弱革命的衝擊力;同時，他又能被革命派所接受，有能力收拾清王朝的殘局。所以，隻有扶植袁世凱，才能確保在中國取得的既得利益不會因清廷的覆滅而喪失，甚至可能會在這個新的代理人身上繼續獲得好處。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給英國政府的一份報告清晰地表明了帝國主義列強選擇支持袁世凱的考慮:“以彼(指袁世凱)之聲望，或能設一通融之法以拯朝廷而令亂民之要求滿意。此次革命蔓延如是之廣，如仍欲以武力鎮壓，袁之識見，或知其不能有大效。且欲選一調和漢人者，除袁外，無更相宜而又為人信從者。”在袁世凱已經受任為內閣大總理後，列強對袁世凱的信心大增。英國外交大臣當時致電朱爾典，表示:“吾等對於袁世凱深加敬愛，願此次革命之效果得有完全鞏固之政府，與各國公平交際，並保全內地治安及美滿情形，使中國之商務進步。此種政府，吾等將於外交上竭力相助。”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5頁。可見，帝國主義列強根本不關心中國社會的進步與否，他們隻關心自己在中國的利益。他們眼中的“美滿情形”自然是讓他們能夠在治安保全的中國繼續進行殖民統治。袁世凱能夠實現他們所希望的“美滿情形”，所以，“對於他重新當政，外國人公開表示欣慰。”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5頁。
為扶植袁世凱，帝國主義列強一麵公開幹涉中國革命，各國軍艦麇集長江，向革命軍示威，準備隨時進行武裝幹涉;駐北京的各國外交使團蠻橫地宣布不準在京奉鐵路兩側10裏內作戰。一麵竭力阻止革命戰爭的延續，促成有利於袁世凱的議和。上海的議和會議就是由英國人朱爾典牽線進行的。此外，袁世凱還得到英、德、法、美四國銀行的巨額貸款，這恰恰是革命派求而不得的。這些實例清楚地表明，列強不要孫中山而要袁世凱，帝國主義想使中國走的路和革命派的願望是不同的。帝國主義在背後的支持是袁世凱能夠上台的一個重要因素。
辛亥革命，如同毛澤東所指出的，是“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為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而鬥爭”的革命。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9頁。然而，這樣一場革命的成果最後被袁世凱一人所囊括，袁世凱個人的陰險狡詐與足智多謀是一個原因;當時中外各種勢力風雲際會，合力推捧而使豎子成名，又是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