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架空清廷全部權力的同時，12月28日，袁世凱派出議和全權代表唐紹儀到上海與革命派談判。唐紹儀早年曾是選派留學美國的幼童，在清廷中斷留學事宜後返回國內，後被派往朝鮮，隨後便一直在袁世凱手下任事，曆任外務部、郵傳部侍郎，奉天巡撫以及郵傳部尚書，深得袁世凱的信任。革命派方麵的談判代表是伍廷芳，也是英國歸來的洋學生，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留洋的法學博士，曾做過清朝修訂法律大臣、會辦商務大臣以及外務部和刑部的侍郎，並且擔任過兩任駐美國使臣，直到1910年才回國。武昌起義後，他宣布讚成共和並投入革命派陣營。唐伍之間的談判主題是和與戰問題，袁世凱公開宣稱的是維持清朝皇室，實行君主立憲。但實際上，他的談判代表明了袁的意圖，所以，在談判桌上，唐紹儀默認共和立憲，他甚至更為明確地表示，關鍵在於“宜籌一善法，使和平解決，免致清廷橫生阻力”，“使袁氏易於和平轉移”。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9頁。可見，袁世凱想拋開清廷自己取而代之，在這時已經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在孫中山回國之前，袁世凱的計劃進展得十分順利，因為武昌首義之後，紛紛宣布獨立的各省都督之間你爭我奪的，找不出一個公認的、有威望的領袖人物。袁滿心指望憑借北洋軍的實力以及駕馭清廷的優勢，讓革命派乖乖交出大總統一職。然而，孫中山的歸來卻打亂了袁的陣腳。孫以其公認的革命聲譽當選為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一職，雖有“臨時”兩字，但對袁世凱來說，依然是個挑戰。袁馬上做出一係列的反擊。首先，他打斷唐紹儀和伍廷芳在上海的談判，宣布不承認談判中達成的協議，在1912年的1月1日，也就是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同一天，讓唐紹儀辭去談判代表之職。接著，在1月3日，袁發動其黨羽馮國璋、段祺瑞等48個將領聯名電告伍廷芳，聲稱堅決反對共和，擁護君主立憲。其實，就是反對以孫中山為大總統的南京政府，對南京政府亮出警告牌。1月5日，袁世凱又做出撤兵漢陽、漢口的命令，討好和拉攏駐守武昌的黎元洪，企圖分化革命陣營，孤立孫中山的南京政府。更為甚者，袁世凱還指使在徐州的張勳率部南下，直接用武力威脅南京。袁世凱的這些行動隻是為了給革命派一方施加壓力，他另外一手又舉起“胡蘿卜”。南京政府成立後，因府庫空虛，財政窘迫，孫中山等人一籌莫展，袁世凱卻來一個雪中送炭，暗中資助臨時政府一大筆錢，竟讓黃興有財力從德國購買武器裝備民軍。袁氏這種軟硬兼施的做法，目的隻有一個，就是取得最高權力，成就自己的大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