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此番處心積慮的部署，袁世凱才於10月31日從彰德鄉下到信陽督師，旋即又到漢口亮相。此時，他並不急於按照朝廷的要求回京受命總理大臣一職，他要先對在武漢的革命陣營打探一下虛實。他一麵奏請朝廷停止用兵，一麵派自己的親信與軍政府的黎元洪取得聯係。他的幕僚劉承恩按照他的吩咐，代表他致信黎元洪，建議“和平了結”，並且要求革命方麵接受君主立憲。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清王朝，而當時革命在全國大部分地區一呼而百應，氣勢如日中天。袁的這一要求自然無法得到革命派方麵的同意，但是，袁世凱本人的實力，尤其是他手中指揮的北洋軍，卻極大地誘惑了革命陣營中的主要領導者。11月11日，黎元洪在武昌接待了袁世凱派來的代表，希望袁世凱來讚助共和，勸說他相信投向革命比繼續支持清王朝對他本人更有利。此後，黎元洪又以他自己和“同誌人等”的名義寫信給袁世凱，信中說:“將來民國總統選舉時，第一任之中華共和大總統，公固不難從容獵取也。”另一信中還推崇袁世凱是:“我漢族中之最有聲望、最有能力之人。”同時，革命派的領袖人物黃興也致信袁世凱，竭力頌揚他的才能，並且表示，隻要他參加起義，同革命黨人一起推翻清朝，那麼，“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為拿破侖、華盛頓，即南北各省當亦無有不拱手聽命者。”參見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99-800頁。袁世凱雖然摸清了革命的政治脈搏，但他覺得時機未到。當時，他誇口要“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但使我得有麵目與世人相見”，因此，即便有這樣的機會，他也不會去欺負人家孤兒寡婦(指小皇帝和皇太後)。其實，袁世凱有更深一層的考慮。他知道現在從他們手中奪取江山還為時過早。清廷雖然已經搖搖欲墜，但餘威仍在，他袁世凱此時斷然把皇帝搞掉，必然激起朝廷中的反抗力量與他為敵。這種矛盾衝突勢必削弱他同南方抗衡的力量，進一步影響到他將來是否能坐穩大總統的寶座，不如拖延些時日先徹底架空朝廷，讓其無任何阻擋自己計劃的能力;同時，利用當前革命的形勢造成清帝不得不自動退位的局麵，自己不但脫了幹係，而且還可利用清皇朝的存亡問題作為與革命陣營討價還價的籌碼。參見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65頁。
11月13日，袁世凱躊躇滿誌地回到北京就任總理大臣一職。與兩年前被驅逐出京截然不同，此時的袁世凱已被清朝權貴們看成是唯一能夠指靠的救星。袁世凱相當清楚自己的有利地位，他開始利用南方的革命形勢，一步步將清廷置於自己的掌控之下。
11月16日，袁世凱組成以他為首的內閣，風卷殘雲般把留在清朝王族手中的全部政權、軍權剝奪殆盡。曾與袁世凱分庭抗禮的攝政王，已經自請退位，其他王室權貴也已噤若寒蟬，紛紛解職離去，朝廷上下來了一次大換血。袁世凱的老朋友徐世昌替換攝政王弟弟載濤做了軍諮府大臣，親信馮國璋搖身一變，成了禁衛軍的統帥。滿朝文武不僅眼睜睜看著袁世凱獨攬大權，還哀求他能摒棄宿怨，“竭誠讚助，力顧大局”，滿心指望他成為久旱甘霖，澆滅南方的革命烈焰，挽救清朝崩塌的命運，然而，袁世凱卻不緊不慢地打著自己的如意算盤。
為了給自己爭取周旋的時間，袁世凱打出“停戰議和”的大旗，竭力維持南北對峙的局麵。他在取得內閣總理大權後，僅僅為清廷取消了山東一省的獨立，那也是因為“山東獨立”後，巡撫孫寶琦權欲熏心，野心膨脹，自封為臨時政府大總統，直接威脅到了各方麵的利益。安徽巡撫朱家寶誓死效忠清王朝，原準備與革命軍決一死戰，袁世凱卻致電讓他順應時勢，靜候變化，不可膠執成見。後來，在袁的默許和暗示下，朱家寶與省谘議局談和，宣布安徽獨立。遠在西安的蒙古族總督升允在南北對峙期間，準備出兵勤王，袁先是致電“誇讚”他一番，同時又以內閣總理大臣的名義命令其駐兵潼關不得前進。李德福:《袁世凱與清末民初的中國政治》，新疆建設兵團出版社2008年版，第79-80頁。袁的這些伎倆自然瞞不過明眼人，當時心存保皇的康有為也看出袁的私心，“其意專欲籍革力以脅滿洲”。清朝親貴更是抱怨袁在葬送大清江山，但此時他們已經大權旁落，奈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