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安老師是學校誌願者中的一位，紮著兩條小辮，剛初中畢業，自己也隻不過十七八歲。若是在城裏，她肯定還在念書，還要爸爸媽媽照顧。可是在貧困山區，她已經是執教鞭的鄉村教師了。
我請張有倫晚上到我房間裏來。吃過飯，張有倫縮著身子來了。
我給他看一本圖冊，是一個叫汪大剛的攝影師拍的上海。金茂大廈，東方明珠，燈火璀璨的大劇院，大劇院裏氣貫長虹的大幅油畫，一閃而過的地鐵，霓虹燈和車流……我問張有倫想不想再去一次上海，張有倫眼睛一眨，羞怯地笑了。
我知道他比別的孩子見識多，他的流浪經曆常常是他吹噓的資本，他還比別人多一份關愛——自洛桑校長將他從大街上領來後，就此擔負起了撫養他的責任。張有倫一直渴望著再去上海——他無端地以為，他的跟人跑了的媽媽是去了上海。他媽媽曾經跟他提到過上海。
上海成了他心中的一個“結”。
張有倫盯著上海的天空發呆。畫麵上的天，說藍不藍，說白不白，是那種混沌的蒼白和灰。和達瓦村矢車菊一樣藍的天空比起來，上海的天空真叫人鬱悶……可張有倫不同，無論在黑龍江茅草屋他自己的家，還是這裏偏僻的小山村，他頭頂的天空，是曠世寂寞的天空，那是寂寞和純淨的極限。在這樣的天空下長大的孩子，對世界往往有一種隔膜和錯覺。
我說張有倫，你去上海，是想再睡水泥管子呢，還是像很多遊客那樣，自在地走來走去？甚或在如潮的人流中，期待一個遇見？遇見一張熟悉的臉，向著你走來……張有倫被我的天花亂墜的想象逗弄得心馳神往，好像他真的已經在上海的大街上了，和川流不息的陌生人擦肩。
時機成熟，我對張有倫說，去上海可以，但要拿出漂亮成績來！張有倫撓撓頭，不好意思地笑了。
夏天到了。達瓦村的夏天空氣清朗，山風習習。在山裏待久了，還真有“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錯覺。以前在上海，周而複始，永遠是在趕時間，永遠是家、地鐵和寫字樓三點一線。現在倒好，日子安閑，沒有了電視沒有了網絡，時間多得用不完。
這些山裏孩子，放不放假，對他們無所謂。放假是無所事事東遊西蕩，不放假是集體遊戲——他們把坐在教室裏，聽著老師講課視做快樂的遊戲。別以為深山裏的孩子都懂事聽話，都愁苦著一張臉——貧窮在他們已習以為常，沒有比較，便不以為苦。他們變著法子調皮，和老師胡鬧；前一秒鍾裝出很害怕的樣子，後一秒就造了你的反；他們笑鬧著竄進竄出，眼神清亮，小臉髒髒……很難說我已經適應了山裏的寧靜生活。也很難說，眼下的生活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洛桑校長每天拖著一雙腫大疼痛的腳，為學校生存奔波。幾個誌願者，來了，又去，當然還會有新的加入。如此反複。
那麼我呢？我能待多久？可以堅持多久？還有小男孩張有倫，我給了他一個承諾、一個夢，可是，夢會實現嗎？
突然想起我來學校那天，洛桑校長在教三年級孩子們念的一首詩，那首詩被工工整整抄在黑板上——在天空翱翔的人像雲的影子一樣在山丘上奔跑從上麵俯瞰著在天空中飛翔的鴿子的脊背啊如果身體能像心靈那樣自由地馳騁那麼無論哪裏都能去哩……（小說部分素材取自《天涯》2007年第1期肖陸峰的《在藏區支教》，感謝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