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記者一切都無關緊要，一切都和誰無關。沒有一件事情具有足夠的重要性，因為最糟的事情已經發生了……——引自沙莎來信在決定和沙莎通信前，我特意找沙莎父親聊了一次。可畢竟離家太久，沙莎父親記憶裏的女兒還是幾年前的樣子。頑皮、愛鬧，喜歡和村裏的男孩子打打殺殺，“瘋得像個野丫頭！”……沙莎父親陷入回憶時，我腦海裏這個女孩的影像一點一點清晰起來——我看到一個頭發短得像刺蝟的假小子，每天騎著一輛破單車，沿著蜿蜒的田埂路向村口駛去。遇到雨天路滑，一不小心就會摔到溝壑裏。女孩的書包斜挎在肩上。身子太瘦弱了，兩條腿不用力根本夠不到踏腳板。遠遠看去，就像個提線的木偶。斜背的包哐啷哐啷響，是個鋁盒，裏頭裝著她當天的午飯：一個幹饃、幾根酸菜，或是一早自己烙的玉米麵餅、幾片醬蘿卜。
小學三年級開始，她就自己操持午飯了。不僅給自己做，也留一份給爺爺。爺爺總是大清早起床，不洗臉不吃早飯，就去侍弄菜園子或地裏的莊稼，快到餉午才貓腰回。回了家也不急著吃早飯——其實是午飯和早飯連著一塊兒吃，早習慣了。他要先點根煙。
煙是土煙。周村多的是繁盛茂密的植物。憑著他對鄉村生活的熟稔，總能找到“合適”的煙葉。他把它們采下來，洗淨，曬幹，曬到泛黃發脆了集攏在一個瓦罐裏。
某一日，閑下來，他就慢悠悠地捧出瓦罐，將煙葉搗得粉碎，一小撮一小撮平攤在裁好的煙紙上。這個煙紙有點兒特別，比雪茄還淡一點的顏色，堅韌柔軟，厚薄剛好。據沙莎父親講，他們那一帶祖祖輩輩都時興用這種紙。他們拿這紙包鹵菜、糊窗戶，菜不會餿，窗門風透不進，光線卻可以照見。
關中正午的陽光很烈，人在裏屋，陽光打在紙窗上，有種喧騰璀璨的熱鬧。沙莎父親說，在周村，七八十歲的老頭老太，照樣刨地揮鋤頭，一輩子都在勞動。可一年忙到頭也不見幾個錢，常常還欠債……沙莎的爺爺抽完煙，習慣了先去廚房的大水缸裏舀一瓢水喝。咕嘟咕嘟灌下肚，再到八仙桌邊坐下。八仙桌已被磨得見出木渣子來。桌上放著一碗結了皮的小米粥，一碟放了很多辣椒的酸菜，兩個幹饃，一雙筷子。這些，都是沙莎上學前的“例行公事”，無須爺爺來叮囑。起床、打水、烙餅、熬粥，趕在上學前匆忙洗把臉去學校，這是沙莎一天的開始。
放了學，沙莎還要割一大筐豬草，老葉子撥出來喂豬，嫩一點的剁碎了給雞和鴨。完了去村口的井台邊挑水。沙莎總要來回走個七八趟，才將一口大水缸灌滿。挑完水就生火做飯。等飯熟的當口，沙莎趴在灶台邊寫作業。這個時候，爺爺還在地裏忙。
沙莎父親說起鄉村生活時，神情裏多了生動和活泛——如果我沒會意錯，就是“活泛”——那種對熟稔生活的親切和接受。我想他是出門太久了，城裏再好，終究不是他的家！可是……又如何呢？家再好，每年總有一撥撥的年輕人遠走他鄉去陌生的城市，帶著夢想和孤獨的寂寞，一年，兩年，三年……想家卻不能回。
和沙莎的通信，沒有我預想的順利。原以為我情真意切的信，她會感動，至少生出“說些什麼”的衝動，可寄出去的信石沉大海。
在連著寄出兩封信後，我終於忍不住打電話問周幹警：寄來的信，沙莎收到沒？周幹警說收到，都是她親手交到沙莎手裏的。可是周幹警又說：對沙莎，要耐心，要等待。
接下來的一個月，報社突然有任務，要我先赴京參加一個“關注中國當代鄉村建設”的國際研討會，然後隨一批學者去西部。這一路的采訪和跋涉，什麼交通工具都用上了，先是飛機，接著坐火車和汽車，下了汽車找馬車，還搭過摩托和三輪車。
我還是第一次在山間田埂坐摩托車。越往山裏走，路越泥濘不堪。這路歪歪扭扭，坑坑窪窪，人坐車上，碎石、泥漿在腳下飛濺，身體則上下、左右顛簸搖擺。當地流行一句話：要想死得快，就買“一腳踹”（指摩托車）。那是在西部第一站：四川樂山。此後一路西行蘭州永靖、寧夏西海固。西部行的所見所聞，強烈震動了我們這些所謂“城裏來的”專家、記者。在我差一點將“柿園子少管所”的沙莎從腦海裏抹去時，我在西海固的一個小村子看到一個女孩，也是十四歲，叫家美，上小學一年級（——是小學，不是初中！）。女孩長得很漂亮，眼睛大大的，身子卻極瘦小，看上去隻有一米二三的樣子。她現在是家裏的老大，照顧四個弟弟妹妹。十七歲的姐姐已出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