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同行的北京專家想去她家看看。她不拒絕，走在前頭給我們帶路。拐過幾道田埂，她指著一間黃泥小屋說到了。邁進屋，暗暗的光線什麼都看不到，待眼睛適應了，全部家當盡收眼底：三張破爛小床和一口鍋。
“你們吃什麼？”同去的專家忍不住問。女孩指指屋邊上的一個木梯子，我往上看去，是搭出來的一個棚頂。我爬上木梯子——一地的玉米棒子！大多已經發灰。女孩說，這是他們全家人的口糧。
“你爸爸呢？”我下了梯子問。“挖煤去了。”
“媽媽呢？”“……”女孩不接話，一徑看窗外。
她最小的一個弟弟這時探進頭來，替姐姐答：媽媽上吊死了。
房間裏誰也沒說話，大家悶著頭，默默走出屋。耀眼的陽光刺得眼睛發顫，我一個趔趄，跌坐在廢棄的磨盤上。這時沙莎的影像跳出腦海。強烈的刺痛啃噬著我的心。我突然不想走，想留在這裏，做點什麼。甚至想讓兩個同齡女孩：家美和沙莎互相認識，成為朋友……盡管我的本意並非“樂善好施”，臨走前，我還是悄悄塞給家美四百元錢。這是我身上扣去回上海的車錢外，僅有的整錢了。在西海固，一千二百元錢是十個學生一年的學費。四百元錢就是三個半學生一年的學費，差不多夠家美和她的弟弟妹妹上一年學。
我收起了家美歪歪扭扭寫在我本子上的地址。我想此後，這個地址會和我、甚至更多的人有牽連。我希望家美和她的弟弟妹妹們因此而有書讀——十四歲讀一年級，在城裏以為是笑話，在同齡女孩沙莎，興許也難以想象吧！
回上海的火車上，我在筆記本電腦上敲完稿卻睡意全無，於是抽出本子給沙莎寫信。本子上還有家美歪歪扭扭的筆跡。
我寫下一路西行的見聞，我遇見的那些孩子，他們的貧窮和在貧窮中掙紮著想要讀書的渴望。他們每天要走兩個小時的山路才能到學校。到了學校也隻能站著上課，因為教室裏隻有木板搭成的課桌，沒有凳子。我甚至還摘錄了一個叫常小武的小學四年級同學的作文《我的家》（家有七口人）：
“我們每天早上割一捆草，才能去上學，所以，我們常常遲到。我家的夢想是吃上大米，穿新衣服，新鞋子，住上新平房，能過上快樂的日子……”
我剛巧也看過沙莎小學四年級的作文——《誰能把春天留住》：“我的父母總是在春天開始的時候離開家到外麵去打工，我真希望能把春天留住，這樣我就能一直和他們在一起……”這是“柿園子”的周幹警有心複印了寄來要我讀給她父母聽的。當時我看了這篇作文心頭一顫。時隔一個多月，我坐在西部歸來的火車上，看另一個同是四年級的西部孩子的作文，多少有些恍惚。尤其那個和沙莎同齡、隻念一年級的家美，他們的人生，哪一個，才算最壞呢？——人生，可不可以拿“壞”和“更壞”來寬慰？若是拿家美和常小武的“更壞”來慰藉沙莎，是不是人生因此而更好過一點？
沙莎期待留住的“春天”，是爸爸媽媽的溫暖和關愛；家美期待的“春天”，是能每天吃飽飯、讀上書……其實每個孩子的心裏，都有一個“春天”。誰的“春天”更需要關注？
沙莎終於來信了。我知道沙莎這一回肯定會寫點什麼。我打開信——親愛的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