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李錦全老師又寫信給山東省社會科學院的趙宗正研究員和山東大學曆史係的葛懋春教授，推薦我到山東大學任教。我嶽父、嶽母和內弟一家全在濟南，山東大學是河北、河南、山東、山西四省唯一的一所重點綜合大學，我獨自奔波半生，想全家團聚定居在濟南。然而到山東大學之後，曆史仿佛又倒退了10年，那裏“文革”中的兩派還在暗處較勁，我剛報到就莫名其妙地被某些掌權者劃成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所副所長李慶臻教授一派的人。當時教育部批準全國高校理工科學生開設“自然辯證法”課程，於光遠的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正在拚湊自然辯證法的“學術大體係”，又鼓吹高校文、理科研究生學習“三論”（信息論、控製論、係統論）。李慶臻教授安排我承擔了文、理科研究生的“信息論、控製論、係統論講座”，同時還給曆史係世界史專業和經濟係管理學專業的高年級學生開設了“運籌學概論”的課程。誰知山東大學黨委突然掀起了一場“清除精神汙染”的政治運動，“文革”中的派性鬥爭又有抬頭。我趕緊詢問山東大學的“文革”史，聽後十分吃驚和痛心。“文革”期間馮友蘭的胞妹馮沅君教授被迫在其夫陸侃如教授的批判會上發言：“批判我的資產階級的狗丈夫”，竟被他們傳為話柄。不久哲學係自然辯證法教研室主任肖老師出於好心找我說：“我聽人反映你在課堂上講‘宇宙大爆炸’，我已替你辟謠說你沒講。宇宙怎麼會爆炸呢，這可是資產階級學術觀點嗬。宇宙是無限可分，一分為二嘛，何祚麻的層子模型才是無產階級的馬列主義觀點哩！這次精神汙染，廣東就是汙染源。廣東人隻認錢，不突出政治，廣州成了‘向錢看’的地方，‘向錢看’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你是個老共產黨員，回到北方跟上革命形勢，在運動中要接受黨的考驗，站穩階級立場喲！”這話我聽後作聲不得。大學生正是世界觀塑造成型的年齡，這種“無產階級革命教育”很可能影響他們一生的命運。我開始省悟到，三年半時間我生活在孫中山先生進行民主革命活動的廣東省，發現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五權憲法、三民主義有不可取代的曆史價值。1850年1月31日，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倫敦寫的《時評。1850年1-2月》中，預見到古老的中國正處在社會變革的前夜。“歐洲的反動分子逃到萬裏長城時，將看到城門上麵寫著：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真正實現了馬克思這一政治預見將“自由、平等、博愛”寫在城門上的人，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孫中山先生將曆代帝王奉行的愛民、為民的“民本”思想超越到“民主”政治的水平，為中國人展現了由君主專製的“臣民社會”向“公民社會”轉化，由君主的“世襲製”或自選接班人的“禪讓製”向現代民主憲政體製轉變的藍圖。“文革”中“四人幫”將“兩條路線”的派性鬥爭看成是“國共兩黨的鬥爭”，這是一種“內戰思維”。這種“內戰思維”既使國內學術界對孫中山先生思想的真實價值缺乏明晰的認識，又不利於海峽兩岸政治上的認同，隻對妄圖分裂中國的敵對勢力和搞“去中國化”的台獨勢力有利。我深感有責任倡導學界解放不合時宜的思維方式重新認識孫中山先生的思想，更以中山大學為母校而自豪。好在山東大學“清除精神汙染”的政治運動沒搞多久就草草收場，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王明研究員讀到刊登在《文史哲》1983年第6期《中國科學史上的《周易參同契》》-文來信邀我報考他的博士研究生。錢學森教授聽說後也建議我改行研究道教到北京工作，他認為道教內丹學和人體科學有關。我在征得先師楊石先教授的同意後，就持著他親筆署名的推薦書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報了名。王明老師驚奇一個理工科學生怎能有如此深厚的古文獻功底，要求審查一遍我的碩士論文專家評議書，而這些評議書卻存在中山大學哲學係的檔案裏。我即刻給中山大學哲學係辦公室發信，要求複印那幾份專家評議書，可是久久不見寄到。我以為中山大學經過“清除精神汙染”也變得在手續上繁文縟節，便急著打長途電話詢問，哲學係辦公室的王女士回電話說：“你畢業後大家很想你囉！評議書要用A4的複印紙五張，是要計價收費的，你沒寄錢來所以不能複印。李錦全教授聽說後怕你著急，就替你墊上錢複印寄給你了。你收到後直接寄錢還他好了！”我才知道自己疏忽忘記在信封裏夾上二元錢，人家要錢無可非議，我跟廣東人打交道怎麼偏偏忘記這個茬兒呢，幸虧那裏還有一位李錦全老師！看來我到山東大學，進也由******始，出也由******終，始終忘不了李錦全老師。2002年12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譯的凱德洛夫《科學發現揭秘》，在此譯稿《後敘》中我記述了自己在南開大學、中山大學和山東大學的經曆和對三校的看法。2004年春在濟南的一次會議上我將此書送給主席台上和我毗鄰而坐的山東大學校長展濤教授，他匆匆將《後敘》讀完了，並說“我完全同意你對山東大學的評論和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