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錦全老師是我在求學期間遇到的頗受尊敬老師之一，他在我命運轉折的關鍵時刻幫助了我，使我至今回憶起往事時心中仍對他充滿了感激之情。我於1979年考人中山大學，研究方向為“科學史與科學方法論”，研究生導師是時任中山大學副校長的物理學家黃友謀教授和科學哲學家張華夏教授，另有楊維增、鄭芸珍、林定夷、關洪等老師參與我們四個同學的指導。由於我原畢業於南開大學化學係，因之同為學化學出身的楊維增老師分工指導我，師生關係尤為融洽。李錦全老師時任哲學係主任，楊維增老師經常帶我去看他，我還同哲學係的羅克汀教授、丁寶蘭教授，中文係的王起教授、商承祚教授多有交往，這些恩師都是我沒齒難忘的。“高風雅望，博學景行”八字原是中國化學會對南開大學校長、先師楊石先教授的定評，今稍易一字移贈給在中山大學奮鬥半個多世紀的李錦全老師，在我印象中感到十分貼切。李錦全老師不僅精於哲學，還在史學、文學、考古等領域頗有造詣。我初人中山大學時去拜訪******，見其處世有風骨，立身有氣節，待人有雅量。******弦頌終身，教澤廣布，有知人之鑒，有長者之風，其治學也鍥而不舍，其教學也誨人不倦。當時正是“文革”剛剛結束“撥亂反正”的年代，李錦全老師作為係主任為恢複中山大學哲學係的教學秩序作出了曆史貢獻。當時中山大學研究思想史的耆宿楊榮國教授，一生對孔子的儒家思想持反對態度。“文革”中“四人幫”在全國搞“評法批儒”的政治運動，便以“響應黨的號召”的名義將持“反孔”觀點的楊榮國教授當作政治工具捧得大紅大紫，打倒“四人幫”後又以“清算反黨集團”的名義把楊榮國教授批得臭不可聞。李錦全教授在楊榮國教授大紅大紫的時候沒有出風頭撈政治資本，在眾人對楊榮國教授避之唯恐不及的時候仍對楊榮國教授以禮相待。他不僅參加了含恨而死的楊榮國教授的葬禮，而且還著文對楊榮國教授的功過作出客觀的評價。李錦全老師不僅在觸及靈魂的政治風暴中對前輩的老學者能獨秉操守、高風亮節，而且在物欲橫流的經濟大潮中對後輩的年輕學者能古道熱腸、雅量有容。×××先生是“文革期間由陝西地方推薦的“工農兵學員”留係任教，此人小有才華，出了幾本研究公孫龍子的書，常到研究生宿舍找我們聊天，因之我對他比較熟識。他夫妻兩地分居，家境困難，在校獨自住在一間地下室裏，日夜苦讀，後終耐不住寂寞，中了大賓館裏撈女（暗娼）的圈套，一時羞愧難當，尋了短見。當時我已畢業離校，傳來消息說學校競無人同情，有人講早就看他像個“壞蛋”，遇這等出醜之事，世態炎涼可知。李錦全老師卻頂著風親自出麵為他募捐，並將錢交給了他在陝西的孤苦無依的妻子和孩子！
在我同李錦全老師的直接交往中，有幾件事使我久久難忘。我們報考研究生的時候，國家還沒有實行學位製度，臨畢業前突然說要舉行碩士論文答辯，再加上有的老師對不同學生的學業優劣愛散布點小評論，搞得大家十分緊張。當時全國還沒有一個博士生導師，碩士論文答辯比現在的博士論文答辯還嚴格。我參加過一次李錦全老師指導的碩士生論文答辯，他請來中國人民大學的石峻教授和武漢大學的蕭蓬父教授來主持答辯會，會場莊嚴肅穆，給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我國高校自1966年中斷招生十餘年，1978.1979、1980三年招考的碩士生是在全國兩代學子中選出的人才，彼此年齡相差十多歲，多數人有豐富的社會曆練。當時大家都生怕取不到學位，因之各自為博得學位使用心計，也難免出現某些今天看來令人費解的矛盾和舉措。我在修習電子係鄧魯陽老師的“信息論”課程時，發現一個物理常數，並推導出“信息量”和“可用能”的數學關係式，當作“物理學史”的課程作業交上去，物理係給我們授課的老師給了最高分（同學比較而言）。黃友謀老師支持我這一發現，他在逝世前同師母在京西賓館召見我時，還囑我一生不要丟這個課題，說“人活一世能在科學上提點原創性的見解也值了”。我將此文寄給楊石先教授和錢學森教授，錢學森教授委托北京師範大學的方福康教授（諾貝爾獎得主普利高津的學生）給我回信並接見我，錢老又推薦給《大自然探索》1988年第3期刊出，我還修改後發表在《北京郵電大學學報》（社科版）1999年第4期上，這是後話。當時這篇文章送到中國科學院和北京某些“自然辯證法”專家手中，卻沒提出實質性意見和肯定答複，北師大某“自然辯證法”教授還說論文“像隨筆”、“數學遊戲”，這幾句並無惡意的話使我很受刺激。今天這些教授無論從學術威望、國內外影響方麵對我來說都不在話下，可當時他們是“權威”，使我麵臨得不到學位的危險。我將這些研究成果歸納為“恩格斯的熱力學疑案》（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1982年第2期）和《廣義信息論探索》（《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3期）兩文權且擱置，果斷地選了個使北京的“自然辯證法”教授根本看不懂的《周易參同契》作畢業論文，防止他們說三道四。我是個理工科出身的學生，那時還不知世上有《道藏》，更沒見過《周易參同契》，這個書名是黃友謀老師t980年秋帶我去拜訪離他家不遠的一精於丹道的年邁老翁時初次聽說的。我改寫《周易參同契》的題目是一次命運的抉擇，正是李錦全老師在其間起了關鍵作用。我當時不僅征詢了******的意見，******還告訴我湖南湘潭周士一教授剛出一本《周易參同契新探》在國內學界很轟動。我於是拿著這本書趁春節期間先去說動黃友謀老師，1982年春開學後黃友謀老師、張華夏老師、楊維增老師專門開會聽我彙報，認可《中國科學史上的（周易參同契）》作為我的碩士論文題目。我持黃友謀老師的親筆信走訪了北京的袁翰青教授、王奎克研究員，南京醫學院的曹元宇教授，又到天津在先師楊石先教授的推薦下跟陳國符教授學習研究《道藏》達半月之久。回校後在圖書館讀到塵封多年的《道藏》經書，見在我之前借書卡上簽名登記的僅是早在海外的謝扶雅教授，半個世紀的時間隻有我們兩人借閱過中山大學的《道藏》。這篇論文畢竟是古典文獻的考據作品，李錦全教授在學術上有更大的發言權，他作為係主任出麵肯定，我就用不著擔心取不到學位了。《中國科學史上的（周易參同契》》-文從選題到完成論文答辯僅僅用了近六個月的時間，全文發表在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中國哲學》第14輯，並刪節後刊於《文史哲》1983年第6期上。錢學森教授對我這項研究成果很重視，他不僅於1982年12月給我寫來親筆信，還在一次人體科學籌委會的講話中介紹了我的情況和這篇論文，張華夏老師在哲學係的會議室裏播放了錢學森教授的這個講話錄音。我在中山大學能成功地完成學業，非常感激指導過我的所有老師和哲學係的教職員工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