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之主張“愛智慧”並非自詡“有智慧”，也不是古希臘在紀元前5世紀的那些長於爭辯的“智者”（s0ph1stes）。因為“智者”與“哲學家”（ph110s0ph0s）不同，智者以“知識”為資本去服務官方，爭名奪利，哲學家則以“智慧”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知識”能以數量計，屬有限之物，然人生更加有限，必不能窮盡人類全部知識。“智慧”是一種人類精神的理想境界，是無限之物，隻能以高低計，哲學家對“智慧”追求的動力來源於對智慧本身單純的“愛”，而無有其他實用的功利性。葉秀山教授為人、處世、治學、教人的風格是一致的，即自內而外、自始至終貫穿著這種“愛智境界”，這才是真正哲學家的學風。
在中國學術史上，凡屬社會政治變革時期，往往也是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時期，同時也伴隨著出現嚴重的學術腐敗和學風不正的現象。魏晉時期漢代經學的壟斷地位被打破，出現了玄學、佛學、神仙道教等流派，黑暗的門閥世族統治和長期的社會****也使學風日見衰替。《三國誌·董昭傳》雲：“竊見當今年少，不複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為首，乃以趨勢遊利為先。”近世中國哲學界之學術腐敗，莫過於“文革”後期之“評法批儒”政治運動，某些學者追隨官方的政治意圖推崇法家，藐視道家，詆毀儒家，顛黑倒白地醜化周恩來總理，搞影射哲學。全國各省市成立“革命委員會”，又形成一種曠古少見的名為“致敬電”的文體，文風敗壞到極點。“文革”後學風和文風一直沒得到認真的清理，就又誤入市場化、功利化之途。特別是近些年官方采用“評委製”投票評職稱，評博士點，評科研基金項目，評各類優秀人才、優秀作品、優秀成果獎，評國家級特殊貢獻專家，致使某些學者以功利為目的突擊出書，托關係發表文章，形成在低水平上重複的學術研究和追求數量忽視質量的浮躁之風。由於缺少合理機製無法形成真正的學術權威或權威性的評審機構，隻能突出權力的參預作用，一些人為功利的目的不得不粗製濫造學術成果，甚至拉關係搞交易，相互標榜以及雇用媒體自我炒作，還有行賄受賄，乃至抄襲、剽竊他人成果的現象時有發生。在中國哲學的研究領域，也有一些假教授、假博士生導師、假專家、假學術成果、假儒學大師登場炒作，專務交遊趨利、實則道德敗壞者亦確有其人。在這種情勢下，葉秀山教授的人格、境界、學風、文風確屬師道可風。他的《文集》中有不少文章是教導青年學者治學方法以及談個人學習經驗和治學體會的，足以為人師表和激勵後學。我培養的博士生、留學生、港台生和博士後，在學期間，我都要求他們注意參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北京高校的著名學者，其中特別要參訪葉秀山、梁存秀、唐逸三位教授，因為在他們身上體現著真正哲學家的品格。我希望青年學者能學習葉秀山教授這種哲學家的風度，並追求哲學的“愛智境界”。
順便提及，2004年4月北京大學張岱年老師逝世，多種報刊介紹了一代國學大師張岱年教授的生平，但個別青年學者卻認為張岱年老師沒有做出王國維、陳寅恪、熊十力那麼大的成就，不同意其“國學大師”的稱號。湯一介教授起而辯駁，說張岱年先生1957年50歲時被錯劃為右派，20年被停止了學術研究的權利，改革開放後已至老年，猶自強不息，這種曆史狀況是不能和王國維等人相比的，自然無法取得王國維等同樣的學術成果。我同意湯一介教授的看法，離開學術背景是無法正確評價一代學人的學術成果的。張岱年教授留給後人的不僅是他在建國前和晚年自成思想體係的學術著作，更重要的是留下了老一輩知識分子的氣節和風骨，留下了中國曆代國學大師的治學傳統，留下了一代學人的學風和文風，因之張岱年教授對：國學大師”的稱號當之無愧。我們對葉秀山教授的理解，也應首先研究他的時代背景，從而解讀他的人格、氣節、思想境界、學風和文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