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哲學界，20世紀從20年代到50年代出生的學者受災最重，這是時代造成的，因之大約一問年齡就可判斷對方的學識。20世紀20年代出生的大學生雖然根基較好，經過30年的********到改革開放，已至老年，但其中仍不乏老當益壯走向成功者。40年代出生的人，大學期間正值“文化大革命”，學業荒廢，但恢複高考製度後，少數人考取研究生，當時建國前成名的老專家還健在，仍可接續薪火或自學成才。50年代出生的人多是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中學期間就中斷了學業，但時代鍛煉了他們自強不息的人格，恢複高考後仍不乏艱苦奮鬥終於成才者。惟有30年代出生的大學生，正值中國不出哲學家的年代，在30年的********中成長起來，“文革”結束己至“知命”之年，大多外語甚差，滿口馬列，工於心計，熱衷於爭權奪利、勾心鬥角的人事糾紛，憑資曆爬上教授、室主任的位置，以華而不實的學術貽誤青年。其中少數有一定成就者，多是生性聰穎，“文革”前就嶄露頭角，好在他們沒有因“文革”中斷學業，“文革”後以自己的生活閱曆和知識積累，刻苦鑽研而成才者亦有人在。
葉秀山先生就是20世紀30年代出生的大學生中的少數佼佼者，我嚐懷疑他在那個年代如何取得比同齡人遭遇完全不同的成就，以至不能以常理推測他？後來我讀到他的文集《無盡的學與思》，他在《代前言》中終於揭開謎底。從1966年開始的“文革”到1978年恢複研究生考試，12年間誤了中國多少人才，但葉秀山教授卻巧妙地避開這場********，不僅鑽研了古希臘哲學，還自學了好幾門外語。他說：“這場‘大革命’，是中國曆史上一個非常奇怪的時期，因急劇地旋轉，許多人在一晝夜之間可以折幾個跟頭，變幾回麵孔。一些身心強壯的人，不怕折騰，折騰一次增長一次見識，仍然‘根正苗紅’；我自己經受不起，就想偷偷做點自己的事。自從起了這個念頭，‘文化大革命’對我卻展現了另一種‘意義’：它為我提供了一個相當長的‘空白（餘）時間’，這次‘文化大革命’的時間，足夠上好幾次大學的。”另外，也好在第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不怎麼懂西方哲學，因之這個領域沒成為“革命大批判”政治運動的重點。葉秀山教授寫道：“哲學’中，或‘西方哲學’中‘專業性’最強的，大概要算‘古希臘哲學’了。一方麵‘西線無戰事’，因為當時最高層次的政治領導不太注意‘西方哲學’，特別是‘古代西方哲學’的問題，所以這方麵的專業學術問題不容易變成‘政治運動’．而‘中國哲學’則是他們所熟悉的，所以‘儒家’和‘法家’這樣很專業的問題，竟然也會形成一場‘批判運動’。我覺得‘古代希臘哲學’離當時中國政治實在太遠些，做這方麵的工作可以避開政治鋒芒。”
讀了這些話，或許人們認為葉秀山教授在學術上的成就有賴於在那個“突出政治”的年代逃避政治或不問政治，我在同他多年的密切接觸中卻別有一番理解。先師楊石先教授曾任西南聯大教務長和南開大學校長等諸多職務，是周恩來總理親密的師友，應是個不脫離政治的著名教育家，卻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叮囑我擠時間讀專業書。在198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清查“**********”的兩年間，我利用強迫政治學習的機會請教張春波先生研讀了佛學。也是在那時，我和葉秀山教授多次交談，發現他不僅不逃避政治，而是一個具有強烈民族自尊心、曆史責任感，有敏銳政治眼光和獨到政治見解的人。幾多年來，中國的大舞台上從“緊跟”政治到“導盲”政治再到“舉旗”政治不斷變換，葉秀山教授都能全身遠害、應付自如，保持自己正直的獨立人格和一個中華民族知識分子的氣節和風骨，這本身就是高超的政治藝術。特別是他在“史無前例”的“文革”中不忘為中華民族的學術事業盡心盡力的曆史責任，能夠達到道家“往而不害，安平太”的境界，這更是一種過人的政治智慧，豈是那些混水摸魚、追名逐利的俸進之徒所能相比的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