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在思：直接同先哲對話
——記葉秀山教授的愛智境界
胡孚琛
我初次聽說葉秀山教授的名字，是20世紀70年代末在廣州中山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這倒不是我讀過他的書或看過他的論文，而久慕其名，因為我那時還是一個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者，對哲學界特別是西方哲學領域的情形所知甚少。我在“文革”前是南開大學化學係的學生，“文革”後原南開大學校長、先師楊石先教授介紹我考取了原中山大學副校長、物理學家黃友謀教授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自然科學史和科學方法論。指導教師還有哲學係的張華夏教授和楊維增教授等、物理係的關洪教授等多人，因此我對這兩個係的教授接觸較多。我是一個不拘一格的人，在中山大學和哲學係的李錦全老師、丁寶蘭老師、羅克汀老師、中文係的王起老師、商承祚老師、電子係的鄧魯陽老師等建立了很深的友誼。
羅克汀教授是西方哲學領域的資深學者，他二十多歲就被聘為教授，20世紀30年代以來和侯外廬教授合作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寫了不少書。羅克汀教授性情豪爽，敢做敢言，因之在1957年中了官方“引蛇出洞”的政治圈套被錯劃為右派，不得已改行研究遠離政治的西方哲學，執教於中山大學哲學係。葉秀山教授的名字是羅克汀教授最先告訴我的。羅克汀教授作為院外專家參加過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澤厚先生等人的職稱評定，對哲學所那批學者的學術水平非常熟悉。羅克汀教授歎息說，他幸虧是在建國前成名的，建國後至“文革”，是一個沒有哲學家的時代。那時中國哲學的研究僅限於給老子、孔子、墨子、韓非子等古代哲學家劃定“沒落奴隸主階級”或“新興地主階級”的階級成分，或將古人的學說扣上“唯物主義”或“唯心主義”的政治帽子。“陸九淵、王陽明是主觀唯心主義，朱熹是客觀唯心主義，王夫之是自發的樸素唯物主義”這段套話，竟然是某特殊貢獻專家的最高研究成果。西方哲學專家隻能整理材料或進行“革命大批判”，馬列專家也不過是給中央領導人的話作詮釋，發表些緊跟政治的應景文章。我剛進中山大學，就聽說“文革”後期廣州美術學院的李正天、李一陽、******三個青年化名“李一哲”寫了一張題為《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的大字報，最早提出要在中國建立“民主與法製”的政治體製，其中有一句驚世駭俗的話是“在中國一個大腦代替了八億個大腦”（那時中國人口數字號稱八億）。當時這張大字報轟動了整個廣州社會和高等院校，被北京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發現後將其打成反革命逮捕法辦，直到“打倒四人幫”後好久才放出來。顯然，在“一個大腦代替了八億個大腦”的年代，中國是出不了哲學家的。
然而羅克汀教授卻預言中國出哲學家的時代快要到了。當時羅克汀教授對中山大學哲學係的教師很少期許，他看中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他曆數了哲學所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出生的一批學者，說葉秀山先生還年輕（他稱之為“小葉”），對西方哲學的理解最貼近西方哲學家的本意。西方哲學不是我的必修課，但羅克汀教授要求我必須聽他講授的“現代西方哲學”課程，他認為哲學是人類思想的精華，一個民族興旺不興旺，有沒有智慧，首先就要看這個民族哲學家的思想水平。羅克汀教授認為要研究中國的學問，兩方哲學家的思想是必須借鑒的，不然就沒有站在全人類的高度，也難以在學術史上成一家之言。他說，西方文化的精華集中在西方哲學家的思想裏，不對這些思想進行係統研究就不能真正引進高層次的西方文化，也不能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據此，羅克汀教授認為，“中國的哲學家，必然會在那些懂西方哲學的學者中出現。”
記得我有一次缺了一次課，羅克汀教授非叫我晚上到他家補課，一直談到深夜摸黑回宿舍。後來他不斷邀我晚飯後到他家聊天，每次都談到深夜。中山大學是個有山有水有樹有草的大花園，南國的深夜是迷人的，校園裏有許多通幽的曲徑，一對對情侶出沒其間。當時全國還沒有實行碩士、博士等學位製，更沒有這麼多大學招考研究生，因之在“文革”停滯十多年後從幾代青年中選拔出的開頭幾屆研究生被廣州人看作當代青年的精英，珠江電影製片廠的女演員帶著照片到中山大學找研究生做朋友。廣東省本來是孫中山先生發動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有著深厚的自由、民主傳統，又因毗鄰港澳，在“四人幫”專製統治結束後，人們的自由、民主意識開始蘇醒，新一代大學生和研究生也不斷被從港澳傳來的新思潮、新風尚所激蕩。當時校園裏流行著一句話，說“沒有愛情的婚姻是最不道德的”，因為“四人幫”統治時期人們的婚姻大多是家庭出身、階級成分、政治麵貌等因素結合在一起決定的，不少考人中山大學的大學生和研究生拋棄了曾在那個荒唐年月與自己患難與共的妻子，於是長滿含羞草的樹叢間在螢火蟲環繞下擁抱的情侶多了起來。當我深夜沿著小徑穿過這美麗如畫的一個個樹叢時，心想自己人到中年又來南國和20歲左右的青年男女一起讀書，人生真如謎一樣，然而“愛情”這個字眼對我們這代人來說畢竟太奢侈了，當務之急是趕緊把因“四人幫”玩弄政治遊戲和社會實驗而喪失的青春再奪回來，如饑似渴地增加著自己的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