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以來，中華帝國前所未有的變化，包括中國人的“文化品格”“民族性格”，很多都可以溯源於“趙匡胤時代”。可*樂*言*情*首*發這個時代是一個巨大而又豐富的“意義空間”，是傳統中國很緊要的一次“曆史轉型期”我要幹的活兒，就是經由“觀察”，打開這個“意義空間”，選擇並說清這個“曆史轉型期”一個個豐富而有趣的“軍政故實”。
這個“意義空間”和“曆史轉型期”有多重要？說出來可能有人不信，有個日本學者甚至認為大宋帝國才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換一句話說，對於中國政製（政製，不是政治。你要注意哦，本書中的“遣詞造句”是非常考究的）製度性的架構，大宋是影響中國最重要的一個朝代。
趙匡胤之後，中國有了推演文明、天下為公的自覺。而這種自覺，與趙匡胤自出生之後即經曆的亂世故實有關。
我說到了“自覺”，“推演文明、天下為公的自覺”——漢唐間的君臣也有推演文明、天下為公的努力，但沒有大宋這般“自覺”。推演文明和天下為公的政治製度，有沒有“自覺”是不一樣的！
《趙匡胤時間》就是想說說我“觀察”到的（像“親曆者”觀察到的那樣）趙匡胤推演天下為公的“自覺”，說說他為何是“自覺”的。做到這一點，需要我“重新思想”。
軍政故實
五十年間，幾十個皇上、成百上千的文臣、武將，以及地方軍閥、契丹酋長，打打殺殺，逐鹿中原，各色人物上場、下場，留下了無數令人眼花繚亂的軍事故實、政治故實。我就穿行在這些“軍政故實”之中，下酒，並“重新思想”。
它們是我這個“講述者”或“親曆者”或“觀察者”記憶中的一部分。
我所做的，是按照我的思想，重新召回我的記憶。在這本書中，我來慢慢“回憶”這些故實……
站在時光的這一麵，可以看清楚，趙匡胤一生要麵對如下四大難題——
一、地緣政治方向的北境也即契丹（大遼）侵擾問題；
二、藩鎮坐大，不斷叛逆或叛變，朝廷與地方的管理與節製問題；
三、由於契丹與藩鎮，給中國帶來的民生苦難問題；
四、由於契丹與藩鎮，給中國帶來的道德傷痛及恢複天下道義問題。
“香孩兒”趙匡胤，就要在他的有生之年，以一種仁君氣象，直麵這四大問題。他將不斷地看到地緣政治中的險惡、詭秘與莫測；藩鎮大員麵對王權與財貨，那種毫不掩飾的鷹視狼顧；與死亡同在的戰爭，士庶的苦難，民生之艱；人性中難以捉摸的複雜與多變，以及天下道義的滅裂。
“香孩兒”趙匡胤，是傳統中國為數不多具有“仁君氣象”的大帝。這種格局的形成來源於曆史上的聖賢教誨，來源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到孔夫子形成的聖賢道統。老趙不同於曆代君王的地方很多，堅守聖賢道統，推演文明邦國，是老趙特別明晰的“天下目標”。
“天下目標”，不是政權目標（如大唐，如大明），不是部族目標（如大元，如大清），不是寡頭目標（如北朝，如東吳），不是個人目標（如嬴政，如王莽）。“天下目標”是以“民生所需”（而不是以一人貪欲）為核心考慮，以“民族共同體存在利益”（而不是以皇室眷屬利益）為基本訴求，以“天下為公”（而不是以維係政權）為價值方向的政治目標。
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論趙宋一朝說，“……在這三百多年裏，中國有了一定的國家之目標，朝廷成為一個帶競爭性的機構。”所謂“帶競爭性的機構”，是不確切的。春秋戰國以降，諸侯間、各國間已經開始有了明確的競爭性。三國魏晉南北朝，更是典型的競爭國際。但“中國有了一定的國家之目標”，此說有理。不過我更願意將“國家目標”稱為“天下目標”。換一句話說，此前的朝廷除了“統治”之外，“國家目標”即“天下目標”並不明確。有些朝代有一些目標，但也不過是“休養生息”“山河一統”之類，與我所說的“天下目標”還有很大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