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全麵爆後，中國的政治、社會均出現了極為混亂的局麵。在中國擁有相當影響、曆史悠久的教門、幫會勢力乘勢迅猛展，並由此成為中國.51o.、國民黨以及日本侵華勢力三大股政治、軍事力量企圖利用與控製的對象。作為中國執政黨的國民黨為了抗日、.51o.，同時也為了穩定社會秩序、維護自己的統治，對教門、幫會勢力采取了利用、控製與取締的策略。本文選取蘇魯皖的會道門為主要研究對象，擬對抗戰時期國民黨有關策略形成的背景、主要內容及其演變、主要影響諸方麵作一探討，以期得出某些曆史啟示。
一
教門、幫會團體是封建落後社會之必然產物，最初成立大都是由於群眾忍受不了軍閥、官僚、地主、豪紳的壓迫，而組織起來的一種樸素的反抗組織。江蘇、山東、安徽緊密相連，均為人口大省，封建勢力素來極為雄厚。近代以來，這一地區是農民起義的多之地，並屢次遭到外敵入侵，此後又長期處於封建軍閥統治之下，再加上頻繁的自然災害，社會尤其是民間社會時常處於無序狀態下，人們的正常生活時常遭到衝擊，命運極為悲慘。這便給教門、幫會的展提供了極大的空間，因此，這一地區的教門、幫會種類很多，分布極為普遍。僅以山東為例，就有150餘種[1]，此外，山東境內還有一些合法或半合法的宗教團體，如孔教、道教、理教、佛教、回教、耶穌教、天主教等；山東教門、幫會的勢力也極為強大：有的在全國具有重要影響，如一貫道；有的在華北地區產生影響，如八卦教、皈一道、九宮道、聖賢道以及以紅槍會為中心的各種槍會。應該說，同全國其他省區一樣，這一地區的教門、幫會勢力主要集中在農村，但有些教門、幫會在城市中也有著巨大影響，如九宮道、中央道、一貫道等。
抗日戰爭全麵爆後，日本侵略軍大舉南侵，華北一些省區迅淪陷。蘇、魯、皖三省連接華北與華中，為溝通中國南北交通、屏障國民政府的都--南京之重要省區，加上擁有豐富的人口、物產資源，因此，在日軍整個侵華戰爭計劃中，奪取這一地區是一項重要的戰略任務。1937年10月初，日本侵華軍華北方麵軍在山東德縣附近集結，並占領恩縣、平原，遂將戰火引入山東境內，至1938年5月下旬徐州會戰結束時，山東完全淪為日軍後方。此後，江蘇、安徽相繼淪陷。國民黨軍隊的迅後撤致使許多地區陷入無政府狀態，千百萬百姓彷徨無主，廣大群眾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一些教門、幫會等封建迷信團體，依仗其在民間巨大的影響，迅地活躍起來。隨之，眾多的雜色武裝應運而生。據統計，河南、山東、安徽等省的民間武裝至1938年已達100萬之多。[2]巢南（指巢湖以南的無為、巢縣、廬江、含山、和縣五縣邊界的廣大地區）幾乎村村有會堂、家家有會員。每戶人家十七八歲以上，甚至十三四歲以上的男性都參加了大刀會[3]。
日本侵略者已充分認識到教門、幫會的重要作用，並專設有教門、幫會工作部，有目的、有計劃地培植、利用漢奸教門、幫會為其侵華.51o.服務：一是創造教門、幫會，這些會門實際上是一種漢奸組織，如道德會、協和會、大同會、新生會等；二是進行改造教門、幫會，把舊有的教門、幫會加上偽政治工作（派政工人員）使其質變名不變，如侵占山東的日本特務機關花大力氣改造了的安清道義會（青幫）、一貫道、秘密教、提籃子會、硬拳道、黃沙會等；另外，以‘萬道歸一‘的口號企圖統一教門、幫會，如將紅槍會、一心天道龍華聖教會、一貫道等教門組織成為‘山東宗教聯合會‘；1942年，京師普濟佛教會為適應東亞和平的需要，在日軍的授意下改名為‘未來和平宗教會‘，不久在濟南組織分會並建立‘山東保衛團‘，協助日軍進攻.51o.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三是利用會道門，這不同於改造，而是相互利用。這些教門、幫會更多，如青洪幫、鐵板道、皈一道、部分天主教，據統計有二十多種。日本侵略者利用教門、幫會主要做下麵工作：
（一）、在淪陷區，以教門、幫會形式組織群眾，提出‘報家防匪‘的口號，組織抗日武裝深入其占領區活動，如在‘治安區模範縣‘山東嶧縣，日軍強迫當地農民參加紅槍會組織，每天晚上都要開講、練功夫，即使農忙季節也不例外，有時還脅迫他們去嶧南搶糧[4]。
（二）在邊緣區，則以展教門、幫會作為向抗日根據地封鎖或蠶食的先鋒隊。
（三）在國統區或抗日根據地，則利用教門、幫會作特務活動線網之掩護；其次利用國、共政策弱點（如負擔重、差務多、站崗放哨多等），組織群眾反抗政府，‘掃蕩‘時作內應，或武裝暴動，有的則長期埋伏[5]。
此外，中國.51o.相應采取了爭取、改造教門、幫會的對策並根據形勢的變化不斷進行調整。.51o.在抗戰初期將爭取教門、幫會作為動民眾運動的主要工作[6]，此後，對教門、幫會對策作了具體的規定：（一）在根據地，明令禁止，向人民宣傳、解釋敵人利用封建組織破壞根據地的陰謀，並指出某些證據。對某些會門頭子與日寇勾結有破壞行為的，號召會門群眾起來反對。會門頭子必須向抗日政府自、具結，宣誓不再進行會門活動。對廣大會門群眾，則予以深入教育並吸收加入各群眾團體。（二）對日軍占領區或邊緣區之會門，則派人積極打入，爭取與團結會門群眾，孤立其中漢奸分子，推動會門打擊敵偽下鄉搶掠的便衣隊、特務分子，拖延、減輕對敵負擔，廣泛揭露敵人殘暴，反對抽壯丁，利用矛盾打擊漢奸[7]。1942年1月，.51o.山東黨組織明令取締教門、幫會組織[8]，1943年3月，.51o.晉冀魯豫邊區政府頒布法令，禁止教門、幫會活動[9]。
上述事實充分說明，教門、幫會問題已對國民黨穩定社會秩序、維護自己的統治、.51o.與抗日構成了嚴重的挑戰。能否積極、穩妥地解決這類問題並為國民黨所用，成為國民黨能否‘保持我國家之人格‘、實現‘抗戰建國‘[10]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二
1912年中華民國的建立，並未鏟除中國教門、幫會賴以生存的社會土壤。因此，進入民國時期後的中國教門、幫會仍然得到繼續展。與明清時期不同的是，民國時期的教門、幫會，無論是明清時期延續下來的，還是民國時期出現的冠以‘會‘、‘社‘名目的，並沒有動輒遭禁的命運，大多數都能暢行無阻。這主要是由於軍閥、官僚、政客、外國勢力的參與、扶植乃至操縱、利用所導致。教門、幫會在中國政治、社會中的重要作用益凸顯出來[11]。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國民黨對教門、幫會的存在極為重視。為有效地利用並將教門、幫會組織納入到自己的施控範圍，南京國民政府將中國的教門、幫會分別列入宗教團體和慈善團體中，如萬國道德會作宗教團體，世界紅會作慈善團體，理教會則作為公益會社。1929年7月，國民政府內政部製定宗教調查表，1932年6月又製定宗教團體調查表，對全國的教門、幫會予以調查、統計[12]。同時，國民黨積極利用教門、幫會襲擾.51o.創建的根據地。在紅色根據地內部，也有紅槍會、扇子會等武裝進行顛覆政權[13]。閩贛地區的大刀會曾配合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進行圍剿，並不時地襲擊紅軍，擾亂社會秩序。九一八事變後，各地新的幫會團體紛紛成立。這些組織多為國民黨政府所控製，在動員幫會成員組織抗日救亡活動方麵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14]。抗戰初期，國民黨鑒於中國政治、社會局勢的極度混亂以及會道門勢力的強大，積極地扶植甚至創建教門、幫會，企圖利用教門、幫會的力量來維護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並達到抗日、.51o.的目的。
抗戰全麵爆後，全中國掀起了洶湧澎湃的抗日怒潮。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衝擊了教門、幫會原有的觀念、體製，迫使他們紛紛投入到抗日行列中，而國民黨的有關決策又極大地促成了他們抗日行動的實現。上海八一三事變後，蔣介石委派大員同幫會頭子杜月笙、向海潛、王曉籟、錢新之等協商將上海的幫會力量組成別動隊，‘配合.51o.作戰，在上海近郊牽製阻擊日軍，並協同保安部隊，嚴防和肅清敵諜、漢奸的騷擾活動。‘[15]在蔣介石的授意下，1937年9月，杜月笙牽頭成立了專門組織和領導上海一帶青洪幫力量的幫會組織--‘蘇浙皖行動委員會‘，並在該委員會下成立了一個別動軍，共兩萬人，全是青洪幫分子。日軍登陸時，別動隊積極配合國民黨軍隊作戰[16]。1938年1月，戴笠在皖南祁門宣布，將蘇浙皖行動委員會別動隊皖南部隊改編為‘忠義救.51o.‘教導一團（也稱‘第一支隊‘）。此後，忠義救.51o.在幫會勢力的大力支持下迅展，至1939年春已展到擁有14個支隊、4個直屬大隊、2個教導總隊，號稱50000人[17]。上海淪陷後，國民黨在杜月笙的建議下成立‘上海統一委員會‘，協調上海‘孤島‘上江蘇省黨部、中統、軍統特務機關等組織的活動。上海統一委員運用上海的幫會勢力，采用恐嚇、勸說等方法逼使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技術工人、知識青年等向大後方轉移，即使為離開上海的，也盡量勸告他們不得與日偽合作。1940年3月，南京汪偽政權成立後曾盜用上海各同業公會的名義通電擁護，上海委員會為了抗日反汪，以正視聽，即聯係各同業公會登報否認[18]。日軍占領上海、南京後，在滬西、浦東、崇明、啟東、江陰一帶的‘華東人民武裝抗日義勇軍‘、在常熟一帶的‘民眾抗日同盟軍‘都是幫會的力量或利用了幫會的力量而組織起來的抗日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