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南京、武漢等地相繼淪陷後，一些不願與日寇為伍的教門、幫會隨國民政府內遷至大後方，但抗戰的民族激情仍未泯滅。青洪幫領張樹聲‘慨國難之嚴重，痛民族之顛危，知幫會往昔複國禦侮之精神如能加以調整足以為抗建大業之助‘，先後編寫了《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續錄》等，啟幫會的抗戰意識，號召青洪幫徒眾奮起抗日[19]。鎮.51o.洪幫頭目向春亭在川期間曾任國民政府交通部馱運管理所高等顧問，負責自四川敘府至雲南昆明的抗戰物資運輸。他利用教門、幫會中的各種關係確保了從敘府到昆明長達五百餘華裏的馱運路線暢通，‘此後馱運所就能安安穩穩地做買賣和運輸緊缺的貨物，業務是相當順手和有豐厚利潤的。[20]‘
蘇魯戰區的國民黨部隊也積極利用教門、幫會力量從事抗日。魯西南的紅槍會、安徽鳳台一帶的以王鵬舉、尚四猴子為的紅槍會、巢南大刀會鄭旭初部等等都在國民黨軍隊的控製之下。1937年，張空五利用所有的無極道，宣揚佛法神力，倡聯鄉自衛的組織勢力除魯西各縣外，遠及冀南之清豐、南樂、濮陽、東明、長垣，豫北之內黃、商邱、虞縣，皖北之蒙城、蘇北之豐、沛一帶，縱橫不下30餘縣，至1940年，從眾達200萬人以上。1938年，張空五采取擁護國民黨中央之意，將無極道改稱‘中央道‘，規定道友以三與五為旗幟（三代表三民主義，五代表五權憲法）。1941年，張空五部同日軍在曹縣的冉ｇù＠①集激戰，因此日偽不敢在各村鎮肆意騷擾；同時，張空五的無極道還掩護國民黨政府人員來往於蘇、皖、魯西一帶，即所謂的‘快道路線‘。[21]
國民黨還積極展教門、幫會勢力、編製教門、幫會體係以達到維護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目的。國民黨貴州省黨部眼見青洪幫勢力強大，便於1938年下半年出麵將有幫會關係的國民黨員組成精忠社並在全省各縣設立分會，由當地原來的青洪幫頭目擔任分社長。貴州各處的青洪幫由此轉而公開活動，大開山堂，廣招徒眾，國民黨勢力迅壯大[22]。國民黨四川省黨部在‘袍哥抗日‘的口號下，派人四處組織哥老會，致使國民黨的公教人員和知識分子把注意力轉向袍哥幫會。同年成都行轅還專門製定了《領導與運用漢流辦法》：‘（一）揀忠實黨員加入公口，運用其行動，激起其精神，使為本黨工作。（二）吸收其領與有力分子，提高其知識，匡正其思想，使能接受本黨之領導。‘[23]1939年11月，被任命為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的李品仙在赴任時，帶了湖南洪幫領歐陽長鬆為隨從。在歐陽長鬆的介紹下，李品仙在路經黃安時會見了當地洪幫頭目王貴和並任命他為豫皖鄂邊區黨政分會上校專員。在李品仙的支持下，王貴和創立了‘大別山祖堂‘，將洪幫勢力引進大別山區。[24]此外，山西的閻錫山創建了青幫組織--‘安青進步委員會‘、洪幫組織--‘進步總社‘；西康的劉文輝指使劉文彩在大邑安仁鎮成立了袍哥組織--‘公益協進社‘。
在淪陷區、遊擊區，國民黨派出政工人員在宣傳、鼓動各界人士聯合抗日的同時，一方麵協助國民黨建立保甲製度，宣傳‘一個黨、一個政府、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力圖鞏固國民黨統治，一方麵動青年，普遍展三青團，組建武裝，擴大隊伍，並積極利用、掌握教門、幫會和群眾團體以達到預定目的。
另外，蔣介石還曾利用上海淪陷後居住香港的杜月笙同日本秘密交涉，並且成功策反汪精衛派要人--高宗武、陶希聖。1941年，杜月笙受蔣介石委托，在香港勸說抨擊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梁漱溟等民主人士赴渝，充當了蔣介石軟化民主人士的說客。
.51o.是國民黨利用、控製教門、幫會的又一重要目的。抗日戰爭全麵爆後，在中國.51o.的大力推動、爭取下，中國建立了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包括全國各民族在內的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51o.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大膽放手地深入敵後，廣泛地動人民，創建了大片的抗日根據地，有力地配合了國民黨的正麵戰場。.51o.力量的壯大引起了國民黨的極大恐慌。為遏製、消滅.51o.領導的民主力量，除直接參與、製造軍事摩擦、政治攻擊等.51o.活動外，國民黨還積極利用教門、幫會勢力破壞.51o.領導的抗日活動。國民黨是刻意利用和操縱教門、幫會的，常利用它們來組織團結群眾，破壞.51o.刨建的抗日根據地。國民黨各地方組織在暗中策劃.51o.陰謀時也注意利用和操縱教門、幫會，甚至組織暴動，從而達到.51o.的政治目的。國民黨山東黨部在製訂的.51o.計劃實施辦法中便明確提出了利用、操縱迷信團體的策略：（一）利用民眾迷信心理，拉攏全省各地道門、幫會、基督教民之領袖分子，假借不倫不類之名義，先使入夥，使在不知覺中為吾人效死；（二）收買全省各地道門、幫會基督教民之頑固激烈分子，加以訓導，使在不知覺中服從本黨指導為吾人效死；（三）分別各項民眾迷信團體之性質，選派本黨中熟悉該團體內幕之幹練同誌，假借該團體所需要崇拜之人物，如道門中之師傅、宮長、壇長、法師、道長…，詭稱由為該團體素昔認為之聖地到來渡世救人，如對道門則稱由昆侖、峨眉、珞珈、靈鷲等地，以堅定其精神上崇拜尊敬信念……，民眾頭腦簡單，如此一行，則莫不為信仰之團體效命致死，而實際則為本黨效命致死；（四）假借迷信方式，……，複將本黨訓民眾之方法秘密融化運用，使其自己雖入鉤而不自知；（五）利用以上方式，假借各該團體崇拜人物訓示命令為號召，起對.51o.之大規模暴動屠殺行為；（六）在進行過程中，應隨時運用其固有組織與反抗心理，使其不斷流血，俾其與.51o.結成百世不解之仇[25]‘。在類似的策略方針指導下，國民黨不斷操縱、利用教門、幫會勢力與.51o.對抗。
巢南大刀會鄭旭初部在國民黨的唆使下散布謠言、煽動群眾、蒙騙不明真相的大刀會員，掀起暴動。1938年6月，針對.51o.實行的‘有錢出錢，有糧出糧，有槍出槍，有力出力‘的原則，國民黨山東省民政廳廳長兼魯西行轅主任李樹椿提出了‘魯西行轅三不要：一不要槍，二不要人，三不要錢糧。‘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便由此利用長清的黃紗會、陽穀的忠孝團等會道門動暴亂，破壞了魯西北的抗日根據地；1939年12月，魯西南曹縣生紅槍會暴動，直接威脅了.51o.在改地的統治地位[26]。國民黨山東第九區專員蔡晉康組織會道門分子成立‘暗殺團‘並將同義社改稱‘抗八小組‘，大肆搜捕殺害抗日幹部和群眾，騷擾破壞抗日根據地‘[27]。1938年8月2日，國民黨蘇魯戰區第十一縱隊參謀長杜廣乾、三支隊隊長杜孝先挑撥紅槍會襲擊八路軍魯東遊擊隊第四支隊，開槍打死前去談判的參謀長楊滌生，用紅纓槍刺殺15名幹部戰士[28]。1940年秋，國民黨朱世勤、時錫九部勾結山東金南杆子會（無機道），製造謠言、欺騙群眾，提出‘反對八路軍，帶打縣政府‘的口號，並以聯防自衛為名乘.51o.動員群眾破路、征糧之際，以反破路、反征糧等借口糾集群眾近3萬人，手持紅纓槍、大刀片，猖狂地破壞抗日運動。8月初，金南杆子會5000多人乘湖西軍區部隊在單東南李田樓一帶休整，突然包圍金鄉縣抗日民主政府駐地大馮莊，同時，單東黃楊莊、陳蠻莊一帶的杆子會也乘機暴動，朱世勤部也大舉向.51o.的根據地進犯[29]。1945年，國民黨山車保安三師張景月部組成暗殺組織一神兵隊，成員都是逃亡的地主、富農分子及流竄在外的流氓、教門、幫會分子等。他們裝神弄鬼，戰前‘上法‘，吹噓刀槍不入，到處襲擊.51o.的抗日民主政權，暗殺進步的幹部、群眾，派款綁票，騷擾四方[30]。
三
抗戰初期由於國民黨中央及各地方軍政部門的倡導和縱容，中國各地尤其是國統區的教門、幫會得到迅膨脹。當然，國民黨的利用、控製會道門的策略一定程度上鞏固了自己的一黨專政的統治地位，加強了對民間力量的控製，但是國民黨不可能完全地利用、控製所有的教門、幫會。伴隨著勢力在各地惡性膨脹，教門、幫會固有的落後性、破壞性日益突出地暴露出來並嚴重危及國民黨的經濟秩序、社會秩序，某種程度上動搖了國民黨的統治。
教門、幫會擾亂國統區的經濟秩序，影響了國民黨的財政收入。時任國民黨貴州省政府主席、全省保安司令兼滇黔綏靖公署副主任吳鼎昌在所著《花溪閑筆續編》中較為具體地陳述了幫會的表現：1.逼迫或誘惑商民入會，收取‘壓貼錢‘，少者百元，多至千元以上，並有所謂‘帶糧上山‘，按月向糧台納糧之事。2.商店如不在幫，或未得幫會關照者，輒有幫徒滋事，擾害其營業。3.凡幫會中人宴客，多由幫徒‘拉網‘，不付價款……[31]。鄂西袍哥頭目劉惠欽就曾規定，當地的田賦畝捐要由他這個本地人征收，1939-1940年間設法使駐軍不再過問境內種鴉片、設稅卡以及其自衛隊向地方攤派勒索等[32]。教門、幫會還嚴重擾亂國統區的社會秩序。教門、幫會大多參與開設鴉片館、販運鴉片、私運金銀及其它違禁物品甚至買賣槍械。在教門、幫會的勢力範圍內，商人要向幫會頭目納稅、藝人演出前要向幫會拜客，甚至軍政官員也對幫會頭目言聽計從，儼然是教門、幫會領的王國。五聖山禮德堂頭目明德控製著隴海線，鐵路局的副局長、段長和副段長大都是他的把兄弟，不論何方派來的局長遇事都要請教他，否則就寸步難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