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醉拳》有幾個目標導演在選擇，其中最有可能的是李華超。老李是香港人，很多年前來京發展。他是香港電影衰落、內地電影崛起的見證者。老李在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的香港電影的“撈金時代”入行。當時徐克、許鞍華、譚家明、方育平一批導演除了掀起了香港電影新浪潮以外，還開設了一些非職業性的電影學校，用以拉外行入夥。老李就是在此學成。據說和他一起從廠工幹起的就有著名的《無間道》導演劉偉強，而他在新藝城時期的辦公室做雜務的同事是同樣著名的葉偉信。說到這些名人，老李總是淡淡地感歎，一人一個命。
後來香港電影衰落了，老李又從香港來北京，一開始接一些廣告拍，幹各種片子的執行導演，後來開始做一些低成本的電視電影。香港人就這點好，不把自己當藝術家，謀生放在第一位的。雖然才四十多，老李已經滿頭白發，配上他花白的短胡須，你能感到歲月的風霜並非形容詞，而是名詞。建明和老李坐在北影廠對麵的園丁咖啡。透過玻璃窗看得見北影廠門口上百個在等待機會的群眾演員。建民感慨，北京有上千個追夢的導演，還有上萬個想變成王寶強的群眾演員。
建明能模糊地意識到人生的某種玄妙。十年前，他在膠東農村的鎮上處理田間地頭的糾紛，十年後竟然坐在北影廠門口決定是否和一個導演合作。如果說遇見婚外情不是宿命是性格，那麼人的職業呢，是命運安排嗎？他決定網上問問穆嵐。
“第一天上班，我騎著一輛大國防牌加重車去鎮上報到。那是春天，萬物勃發。鎮上的路兩旁的樹上掛著奇怪的東西，當地人說，那是牛的胎衣。在這個養牛大鎮是個美好的兆頭。”建明要給沒有內地農村經驗的老李講得仔細點。
“南鎮是這個城市最偏遠最貧窮的鄉鎮，本地隻有一班萊陽開往招城的車路過。來的第一天晚上，就被當地狡猾而善良的合同製幹部灌得大醉。半夜朦朧中我出門騎上車想在夜晚趕回家，在村子(鎮政府駐地南院莊)北邊衝入了一個大沙堆，我無力地推車回宿舍，宣告了第一次逃離的失敗。??那時候酒量真不行。”建明補充道。
“孤獨的鎮政府樓就在公路北側，對邊就是專供政府幹部和大隊書記吃喝的飯館，很快我就學會了掛賬。所謂掛賬，就是在賬單上寫下你分管的大隊名稱以及你的名字。我那時分管六個大隊，都在這個鄉的東南部。三合莊、六合莊、劉家、龍王溝、鳳凰夼。天黑得很早，家住本地的幹部都回家了，那座三層樓死氣沉沉。無所事事而恐怖的夜晚，那口當年很多人自殺的水井就在我宿舍門口。在成為政府門口小賣部康師傅牛肉麵消費大戶的同時，我也成了玲瓏白幹的重點客戶。我和一個不愛回家愛喝酒的家夥成了哥們兒，就著花生米喝酒，聽聽當地婦女主任、離婚少婦的韻事成了那些喝得爛醉的夜晚的主流娛樂方式。那段時間感覺一切在慢慢沉陷，我已經學會熟練地坐在大隊書記炕頭吃下最肥的豬頭肉、點燃嗆人的紙煙、喝下灼熱的烈酒、說出最直白的葷笑話。迎著陽光下鄉送通知，帶著酒氣騎摩托回就是我的生活。我到鎮上工作不久，家裏就給買了一輛摩托車，這下好了，就差車後捆上一頭生豬，我已經成了一個富裕農民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