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這些傳統，有些是正式製度，有的是約定俗成。慢慢我體會到，這些清規戒律中表現出來的等級製，不是行政和人格的等級製，而是一種學術等級，是出於對知識的尊重，對知識貢獻的高度敬重。在這種氛圍裏，讓人感到一種特別的文化力量。
“我思，故我在。”按笛卡兒對人的定義，理性思考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特征。當人不在理性思考之中時，這人就不是人。理性思考的結果，就表現為發現知識和創造知識。知識的發現與創造，使人成其為人，使人類擁有了與動物世界不同的文明的演進。
專業知識和技能的持續積累，是人類文明最寶貴的財富。從野蠻生長到專業生長，是中國發展麵臨的大關隘。一個社會之中，什麼成就是最受大家尊重的？從尋常人的回答可看出這個社會的文明層次。當“這個孩子有官相，長大要當官”成為讚美之詞時，當學校的最高權威是行政領導而非專家教授時，這就是一個官本位社會，官員擁有權力和資源，受大眾羨慕。但官員隻是財富分配者和秩序維護者，官員並非知識、財富的創造者，一個官本位的社會不會是一個知識持續突破的社會，也不會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當帶來新知識者和帶來新財富者被尊崇時，人們心智的力量才會流向知識創新和經濟創新。未來的製度變革，本質就是重新調整社會的價值，尊重什麼，否定什麼，以此來引導資源的配置。
彭布魯克學院的教授、訪問學者中，隻有兩個中國人。除了我，另一位是位華人fellowship，也是第一個華人fellowship。他畢業於劍橋，進入傳媒領域，商業上成功後，又在劍橋辦了一所私人大學，800個學生，主要麵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學生。我們認識後，他很驚訝地問我：“怎麼這裏人都認識你？”他說，作為fellowship，他擁有學校專門提供的停車位，但這麼多年在劍橋，與這些英國教授並沒有多少交往。我很快意識到這其中的問題所在：在劍橋，我選擇了融入當地生活方式，因為我真的覺得這裏好得不得了，這裏的西餐也比哈佛的好吃多了，所以晚餐時間我基本全部安排在學院的“哈利·波特式”飯堂。三個月下來，和英國人混個臉熟，見麵都會打招呼。而這位非常非常成功的華人老弟基本不在這裏吃飯，就融入不了這個圈子。這個原因的後麵，又是因為他有一個中國胃，吃不慣西餐，每頓飯都要回家吃中餐。而英國教授們多在學院裏吃飯，來一小杯紅酒，就是最好的溝通機會，有時一頓飯會吃到晚上10點，思想和情感充分交流。這位華人fellowship的中國胃，就使他錯過了許多與同事朋友交流分享、相互鏈接的機會。
這種交流常常會有意外的收獲。我在學院食堂裏認識一個老頭兒，91歲，是個布穀鳥專家。我一聽愣了，以前隻聽說動物學家，頂多細分到鳥類專家、海洋動物專家，這老頭兒可好，專門研究布穀鳥！我跟他說，布穀鳥在中國是比較吉祥的，它的鳴叫代表春天來到，催促大家開始播種耕作。他告訴我，布穀鳥在歐洲是不吉祥的，聽了布穀鳥叫要趕快跑開。如果兩個人聽到布穀鳥叫，誰跑得快，誰就安全，跑得不夠遠的，災難就來了。就這樣，飯桌上我常常得到許多有趣的信息。
以前萬科有一句話，要懲罰誰，就讓他賠董事長一起出國。因為我每到一個新國家、新地方，都堅持吃當地食物，其他同事都受不了，因為出去就是吃西餐。當然後來我也發現過猶不及，因為同事們硬著頭皮和我一起吃完西餐，回頭再偷偷溜出去找中餐吃。他們很難受，也沒有解決問題。但是我自己就是這樣過來的，學習西方文化，飲食是文化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連西餐都不願意去適應，還怎麼適應文化？想要擁抱世界，首先要有一個擁抱世界的胃。擁抱世界的胃，幫我很快融入了劍橋大學的圈子。
堅守一個習慣，就等於向世界關上了一扇門。開放自己，接納新事物，就是融入新世界。從深圳創業到歐美求學，我一直堅持對外部世界保持好奇，樂於交流、分享、鏈接，力求去理解、接納對自己來說是新鮮的事物，海納百川，納入外部的新知識、新感受、新資源和新力量。
52歲時，我登頂珠峰下來，對記者說：“50歲是一個成功男人輝煌的開始。”現在63歲，我感到，人生60，才是開始。
打開自己，自我更新。追求完美，允許殘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