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我來到劍橋，開始了新的學習旅程。在此之前，對英國人矜持內斂的民族性格有所了解，加上初訪劍橋時目睹他們身著長袍、講究禮數的一套，心裏頗有點忌憚。美國人以熱情大方、不拘小節著稱，在美國我還經曆了那麼長一段磕磕碰碰，到了英國豈不是更加不適應？比如說，中國人不熟悉吃西餐禮儀，也不習慣用刀叉，但這在美國不是問題。美國人比較隨便，平時吃飯——就算是晚宴也不那麼循規蹈矩，高興起來，他們自己也會十指大動，用手拿起來吃，沒有人會覺得這是多大問題，這一點讓中國人覺得很舒服。英國人吃飯的刀叉功夫，就是一招一式有板有眼的。衣著方麵，美國人也隨意得多，學校裏的教授有西裝革履的，也有輕裝便衣的。劍橋則不然，校園裏的教授、學生身著古老的長袍用餐、上課、參加典禮，這種傳統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人們用“袍”和“鎮”的稱呼來區分學校師生和鎮上的居民。哈佛是自由奔放的，劍橋有800多年積累，清規戒律多，有等級色彩，我能適應嗎？心裏有點打鼓。
沒想到，我適應得非常快。有了哈佛的經驗，輕車熟路安排聽課、泡圖書館、鍛煉，主動聯係教授、導師，單調而充實的生活，很快找回節奏。在哈佛，由於我幾乎是從零開始，多多少少有點怯場，即便有了主動的能力，仍然做不到主動。在劍橋開始的時候，不管語言上還是經驗上都有一定基礎，使得我敢於主動，也能夠主動，學習和生活的圈子一下子打開了。
跟學院對接，確定猶太宗教和文化為研究方向。彭布魯克學院對研究開展的質量和時間要求很高。賽門·勒蒙特教授給我列了書單，我一看，跟猶太主題沒什麼關係。拿回家一讀，明白了，這幾本書都是告訴一個沒有受過係統訓練的人：社會學科課題研究應該怎麼開展，論文應該怎麼寫，都是一些方法論的東西，基礎訓練。一個月之後，學院又向我推薦，猶太文化研究中什麼問題可以登門請教哪位教授，什麼問題又可以去聽哪位教授的課，指點給我清晰的研究路徑。劍橋對訪問學者的要求之嚴謹，路徑之清晰，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這也讓我想起了一個問題：我在哈佛的時候，是誰來扮演這個角色？哈佛有一個傳統，高年級學生帶低年級學生，包括介紹課程，推薦教授，交流心得，指點竅門……我既不是本科生又不是研究生，也就沒有高年級學生來傳幫帶。到哈佛之後，我和常征來往比較密切。原本認為，作為前萬科員工，常征出於熱心，也出於對公司的感情，免不了經常拜訪前老板，聊聊天。現在想起來，在這種有意無意的頻繁交流中，常征和我就是一種高年級學生和低年級學生、指路入門的關係。
在這裏也遇到很多有趣的老師。彭布魯克學院給我介紹一位老師提高英文。這位老師訓練辦法之獨特、有效，讓我想起《國王的演講》電影的故事。從來沒有人這樣訓練過我，我也從來沒學得這麼快過。我跟老師說，我學的是美國英語，不熟悉英國英語，老師回答：“不存在什麼美國英語，世界上隻有兩種英語，一種是英國英語，一種是錯誤的英語！”
在劍橋，衣著是個大問題。比如，這次放假之前，我所在的彭布魯克學院要在聖誕節之前召集教授團、學者團晚宴，通知上沒有要求穿正裝，而是寫著“請打黑領帶”。什麼意思？我特地問秘書：“你確定是打黑領帶？”“確定。”我就琢磨，黑領帶是什麼意思？可能隻是人家一個習慣說法——我想聖誕前夜的晚餐，肯定很正規吧？就穿上晚禮服。不過又擔心：如果“請打黑領帶”就真的隻是要求打黑領帶，到了現場隻有我一個人穿禮服，也會很狼狽。於是背了一個包，裏邊塞一套便裝。到了宴會場地外邊，偷偷往裏瞥一眼，果然全都穿著晚禮服，猜對了。
劍橋處處能感受到等級。例如，每個學院門外，隻有fellowship才有停車位，隻有fellowship才能把自行車停在門洞裏，隻有fellowship才有資格在草坪上走。正式集會場合，從每位fellowship的長袍能看出不同等級序列。每天學院晚餐，如果院長在場，一聲鍾響過後，身著長袍的他會站起來，用拉丁語誦禱文，然後請大家開始用餐。如果院長不在，很自然地，最資深的那位fellowship會站起來執行這個職責。取食的時候也一樣，依照等級資曆，等級高的在先，依次排隊。通過長袍一眼就能看明白，沒有人會亂了秩序。理論上，如果各位fellowship、學者都不去晚餐，隻有我去，用拉丁文領禱的職責就會落到我身上了。問題是我既不會祈禱，也不懂拉丁文，如果真出現這樣的極端情況，那還真夠尷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