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行。”我含糊地回應。我的英文遠沒有達到清晰敘述觀點的程度，老教授雖然能講漢語，卻很緩慢。對話的過程一會兒漢語一會兒英語，夾雜著說。我介紹選擇江戶時代研究的三個視點：一、江戶時代結束時，日本國民教育普及率不僅遠高於中國，還高於英國，令我們難以置信，顯然普及國民教育是現代啟蒙運動的基礎，可以通過“寺子屋”的發展透析這一成因。二、長崎是江戶時代主要的對外貿易窗口，和80年代的深圳有點類似。長崎也扮演著文化交流的角色，其中通過對荷蘭的貿易引進了西方科學思想，江戶中期開辦蘭學私塾（即教授“荷蘭學問”的私立學校），從醫學開始，延伸到數學、天文、地質、兵器學等。至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知識分子已完成接受西方科學思想的準備，比如福澤喻吉創辦的慶應大學前身就是蘭學私塾。三、德川幕府的兵農分離、石高製和參覲製，主觀目的是維持農本主義的集權統治，客觀上卻是城市、商品經濟的發達，町人階層迅速崛起，成為推動明治維新的堅實社會力量，而占統治地位的武士階層在維新前夕經濟上已經破產。簡言之，國民文化教育的普及、知識階層普遍接受西方科學思想和工商階層的能力是促使明治維新成功的重要因素。
對於選擇江戶時代來考察日本向現代社會轉型，傅高義是讚成的，但他又提醒三點：一、整個江戶時代涉及的層麵非常廣泛，學術上考慮，越窄越容易進入；二、慎重研究之前已經有定論的課題，也許在整理論據時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中日同時期的比較尤其要慎重：“文化比較很誘惑人，但需要花費很多功夫，也不一定有結果。我是同時研究日本和中國的，但卻沒有做過日中之間的社會學比較課題。”教授的語調和風細雨，卻句句點中問題所在。分手時，教授開了一份江戶時代研究的書單，約定下次見麵在一個月之後——因《鄧小平傳》出版，安排巡回講演，時間滿滿。83歲了，如此充沛精力和清醒頭腦，令人敬佩。
43年前，作為社會學青年學者的傅高義在日本生活了兩年，研究日本的家庭和精神健康問題，完成《日本的新中產階級》一書，該書成為日本人重新認識自己社會的經典著作。關於這段經曆，教授回憶：“我確定了東京六個普通家庭作為調查對象，他們對我非常友好，很真誠。當時日本還很窮，美國普通人家都有電視機和冰箱，他們沒有。日本人說，他們窮是因為打仗，打仗是錯的，‘二戰’時期軍政府欺騙了他們，不講真話。戰後日本人民是不願意打仗的。40多年過去了，我和這些家庭依然是朋友，他們的孩子、孫子和我的孩子、孫子也交了朋友。我看日本人是通過這種日常接觸，這些經曆也幫助我完成了《日本第一》這本書。直到現在，我還會被問到為什麼要寫這本書。我體會到日本社會許多值得我們關注和借鑒的特點，比如普及教育很成功，社會治安很好，犯罪率較低，貧富差距不大，培養了非常能幹的官員——當然也有腐敗，但腐敗不嚴重，公司內部非常合作、團結，產品質量很好等等。說‘日本第一’，不是指日本經濟是全世界最大、最強的，而是要告訴美國人日本是如何發展的。寫這本書，是為了讓美國人了解日本人很多事情做得非常好，至少比美國做得好，而美國人還沒有意識到日本人取得了如此大的成績。”
《日本第一》成為當時美國非小說類的第一暢銷書，傅高義教授成為日本研究領域最著名的專家。之後，日本經濟泡沫破裂，持續不景氣，“日本第一”的說法遭到了質疑，最典型的是把日本成功神話的破滅比喻為西西弗斯魔咒。總部設在瑞士的“國際競爭和可持續研究機構”（IMD）公布的2000年競爭力排行榜，日本跌落到第30位。麵對詰問質疑，傅高義教授出版了《日本仍是第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