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我隻身到深圳創業，雖當時沒有讀過《日本第一》這本書，卻對成功現代化的日本保持著強烈的好奇心。1986年第一次訪問日本，業務考察之餘，特意要求安排到寺院、精神病醫院、浮世繪博物館參觀訪問，意圖跳出走馬觀花的表層，深一步了解日本社會。之後，每年的日本生意談判、業務考察都會有一些額外的考察安排。80年代，初訪日本的中國人無不為風馳電掣般的新幹線、美麗富士山、機械手流水線所折服，此時我的興趣卻是一個人從東京出發，換乘不同交通工具抵奈良，參觀唐招提寺，感受1200前的日本如何如饑似渴引進中國文化。途經京都，又專程拜訪了萬福禪寺。清初，從福建東渡的隱元大和尚在日近20年，建立臨濟黃檗宗，形成一種嶄新的文化現象，日本學術界稱之為黃檗文化，影響了江戶時代的社會生活。
返回東京，參觀位於日中友好會館一側的小石川後樂園。園林的布局以湖為中心的回遊式泉水庭園，長堤、圓月橋、中式亭閣，遍植梅花、杜鵑、山茶，充滿中國元素。“後樂園”名字取自中國宋代範仲淹《嶽陽樓記》中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園為德川家康的孫子——水戶藩主德川光圀所建，設計完全依據在江戶（今東京）講學的明末大儒朱舜水的意見和指導。朱舜水僑居日本20年，提倡實學、史學，對日本水戶學派及幕末“尊王倒幕”思想影響甚大，他還把中國的工程設計、建築技術、農業園藝醫、種痘等知識技能介紹到日本。
可以感覺到，在提出“脫亞入歐”的日本明治維新前的整個江戶時代，學習儒家文化仍是促進日本社會進步改革的主流。我在日本有許多難忘的經曆，印象最深刻、受刺激最大的是1995年穿越日本列島之旅。駕車從九州的熊本出發，第一站是連接本州和四國的瀨戶大橋。橋橫跨海上5個島嶼，由3座懸索橋、2座斜拉橋、1座桁架橋連貫而成，全長13.1公裏，跨海部分約9.4公裏，綿延長達37.3公裏，建設耗時9年，為世界橋梁史上的空前傑作。大橋的一側有座小型博物館，館中一張不起眼的手繪草圖引起我關注。這是100多年前，一名日本工程師構思的大橋草圖——不由得想到，同一時期處在清末的中國能工巧匠又在構思建造什麼呢？
中國人至今仍被一個必須解答而始終沒有滿意答案的問題所困擾：麵對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炮艦政策，中日兩國大致在同一時期開始了自上而下的洋務運動，日本成功了，而中國失敗了，為什麼？作為現代社會經濟砥柱的工商階層，在日本明治維新改革運動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而在中國洋務運動中又扮演什麼角色呢？中國不乏經商的傳統和技能，否則不會出現張擇端畫筆下《清明上河圖》的商業大都市盛景。但在儒家傳統文化中，商業階層的地位卻是低下的，倫理層麵被士大夫所鄙視，政治層麵被官僚集團所利用、擠壓。
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日本，在江戶時代之前，商人階層地位甚至還不如中國同行，商販幾近同小偷、騙子同類。更甚者，在武士使用新刀“開刃”時，殺兩種人是無罪的，一是死刑犯，二是販夫。260年的江戶時代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促使日本走上了現代化之路，而清朝統治下的中國仍滯留在傳統社會？訪學哈佛的機會，希望能把心中疑惑梳理出個頭緒。嗯，不能錯過請教傅高義教授的機會。
傅高義教授住在哈佛校區內，距亞洲研究中心不到5分鍾步行路程。我按此前約定拜訪老教授。送走前一位客人，教授示意我等一下，返身進了書房。客廳茶幾上擺放著一摞英文版新書，書名《鄧小平傳》。剛到亞洲研究中心時，我就聽說一位退休老教授在醞釀出版一本研究10年之久的鄧小平專著。教授不僅是研究日本的著名社會學家，也是研究中國問題的著名漢學家，退休前任哈佛東亞研究所主任。
返回客廳，教授遞給我兩本書：“一本是中國還沒有對外開放時，我在香港利用收集資料研究的結果，另一本是應廣東政府約請，寫廣東省改革開放的。你是廣東來的，我想你會感興趣。第二本書我就隻有這一本了，你看完要還的！來吧，談談你感興趣的日本話題。我們是用中文還是英文對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