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肯尼迪政府學院
肯尼迪政府學院（HKS）位於查爾斯河一側，同哈佛商學院隔河相望，距哈佛主校區隻有幾步之遙。雖然是20世紀70年代的新建築，其氣質和哈佛主校區上百年的佐治亞風格保持一致：紅磚、石屋頂、煙囪、三角山牆。進了主入口，有些憋屈，上截短樓梯才進入大堂。這是個擺滿了餐桌的大堂，餐廳？不僅是餐廳，還是會議中心、交流中心，來訪的重要政治家講演也在這裏。位置不夠時，多層圍合的走廊上擺滿椅子權當聽眾席，有點類似音樂廳。不拘一格的空間感飄散著古希臘廣場的辯論遺韻。單從功能上考慮，不得不折服於設計者把有限的公共空間發揮到了極致。如果政府的辦公場所都是如此緊湊，那是納稅者的福氣了。
托尼·賽奇教授是我在肯尼迪政府學院接觸到的第一位中國問題專家。年齡相若，再加上略帶京腔的漢語，一下拉近了距離。1976年，我在蘭州鐵道學院上大二，賽奇參加英中教育交流項目來到中國，成為“文革”以來最早進入中國的西方年輕學者之一，現在是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在肯尼迪政府學院負責東亞研究的資深教授。雖說是禮節性拜訪，我們談得很投機。聽完我對萬科的介紹，賽奇不動聲色地發出邀請：“下星期約個時間，我安排一位研究員，再談一次，將萬科‘不行賄’的經營實踐整理成案例，在轉型期的中國很有借鑒意義。”一來二往，熟絡起來。
在教授堆滿書的書房談中國“文革”經曆。教授：“來中國前，我在倫敦大學讀書，研究方向是東亞政治和社會發展。那時，歐洲左翼學生運動澎湃，我也卷入其中，但不是狂熱分子。對一些學生而言，毛澤東就是左翼運動符號，還有格瓦拉，遊行中舉著毛澤東畫像示威，必不可少。對於中國，我是帶著興奮和渴望的心情來了解，讀過《毛澤東選集》和許多宣傳材料，說中國如何好，‘文化大革命’如何偉大，但真實情況又如何呢？充滿了好奇。剛到中國時，毛澤東還沒去世。我幾乎不懂中文，隻會幾句常用語。但很快發現，即使能講中文，也無法溝通，因為中國人對外國人很警惕，對我們這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留學生更是充滿戒備和疑懼。經濟很蕭條，政治氣氛特別緊張、詭異和複雜。
“和先前想象的迥然不同。那時中國大學的教材枯燥，授課呆板，課堂氣氛沉悶，學生能學的東西很少。進修‘中國當代史’，但老師隻講授兩條路線的鬥爭，以階級鬥爭為綱，反帝反修，很沒意思。”
回憶我在大學的生活，因為是工科，數學、力學、工程結構、工藝設計，老師教得也認真。在批“臭老九”的時代，這很難得。但我不喜歡所學的專業，也不想當工程師，課餘時間潦草完成作業，就去泡圖書館讀文史哲的書籍。
說到改革開放，話題就更多了。印象深刻的是教授對鄧小平關於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提法的評論：“這是一個特別聰明的說法，充滿東方人的邏輯和智慧：第一，不明確講發展方向和目標是什麼，就不會招致保守派的強烈反對，減少了人為阻力和糾纏，贏得了改革發展的時間。第二，這也表明，改革開放是一種試驗，沒有現成的答案，需要摸索。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都是經過試驗，證明可行了，再加以推廣。王總，你所處的深圳特區就是最早的試驗田，你也屬於最早吃螃蟹的。根據多年來的觀察和研究，我得出了一個有意思的結論：每當中國發展出現困難，西方認為中國可能出問題的時候，它總能找到解決困難的途徑。所以說，中國人摸著石頭過河，總能找到過河的石頭，我內心樂觀的一麵這樣告訴自己，但……”
對小平充滿敬意的教授話鋒一轉：“不能老摸著石頭過河。經濟增長帶來舉世矚目的成就，也麵臨越來越大的挑戰。環境問題、能源問題、社會公平問題，等等，一些新的挑戰擺在了麵前；國企改革和金融改革也進入最困難的階段。和改革開放初期不同，河寬水很深，怎麼辦？如果還一味強調摸著石頭過河，那就很危險了。宏觀經濟、城市發展、環境問題、市場經濟管理、金融體製等方麵的問題，需要科學論證和決策，繪製可持續發展藍圖。中國政府的發展目標還不夠清晰，目的還不夠清楚。
“當前的改革絕大部分是行政體製改革，而不是政治體製改革。長期以來，社會與文化的多元特質，以及表現出來的政治多元特點，沒有反映在政治體製改革上。從政治製度和政治形態層麵上說，中國也存在巨大挑戰。說到中國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也就是共產黨一黨執政，這隻是中國政治的特色，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也意味著它要處理一些世界上其他國家沒有出現和未曾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尤其在經濟起飛之後，麵對一個急劇多元化和日益複雜的社會，要維持自己的領導地位，就必須回答這樣的問題：如何在一黨執政下建成一個透明、可問責的政府。為了保持高質量的經濟增長，高速的信息流動非常重要，也就是如何擴大民眾的公共事務和政治生活的知情權、參與權和決策權。如果共產黨能夠成功做到這些其他國家所沒有做到的事情，這將成為經濟奇跡之外的又一個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