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聽大師，回望傳統
第三學期開始，我選聽了一門很特別的課程：中國古典道德與政治理論。授課的是普鳴（Michael Puett）教授，這是哈佛大學第三受歡迎的課程，僅次於曼昆的經濟學原理及計算機科學原理課程。在幾年前第二次開這門課時，報名學生多達1000人，最後不得不把課堂移到哈佛最大的場館：桑德斯劇場。
普鳴教授認為，21世紀的美國人和2500年前的中國人一樣，都麵臨自我中心的困惑。他希望通過中國哲學思想賦予美國人具體的、反直覺的甚至是革命性的理念，指引他們成為好人，並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
通過這堂課，美國學生越過東西方文化鴻溝，感受到人生觀、價值觀的震撼。我也深受震動——被美國人看自己、看世界的態度和方法震動了。如果說，美國大眾對東方中國還更多是隔洋猜想，甚至不乏貶義的揣測，美國精英階層尤其學術精英則已經在正視中國傳統文化，開展係統的研究。不僅哈佛、哥倫比亞、斯坦福，很多其他美國大學都有專門研究中國的機構，對亞洲文明持一種肯定、客觀的研究態度。
我們中國人又是怎麼看自己，怎麼看世界的呢？不得不承認，我們缺乏客觀、理性的精神。我們對先進國家固然有溢美，但更多是夜郎自大、忽視和醜化，在看待強鄰日本時尤其如此。就說研究日本吧，往往是先入為主地持一種否定、蔑視的態度，保證政治正確，再來談研究。這樣的研究怎麼可能產生有價值的成果呢？反觀日本學界則對古代中國到當代中國進行大量研究，卷帙浩繁，把主觀情緒和政治紛爭放一邊，先研究透問題。有這樣的精神，有這樣的研究，不管是睦鄰友好，還是敵對狀態下，都做到“知己知彼”，顯然是更有建設性，對本民族更有利的。
我們甚至做不到平心靜氣地看自己。對中國文化，我們采取了“移民”的態度。一種是地理上的移民，移到國外去，逃離傳統文化和中國的生活環境。一種是學術上的移民，完全否定中國傳統文化，拒絕研究，拒絕麵對。不可否認，和中國的環境現狀一樣，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許多缺點。而我們的種種缺點、種種不盡如人意之處，又與環境、傳統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想找到答案，找到出路，我們必須到傳統中去找原因，找解答。如果對身處的環境和傳統采取逃避和拒絕的態度，怎麼可能看得清自己，看得清現在呢？
過於自傲和過於自卑，其實都是一種封閉的觀念。我的看法是，關於自己，關於強大的鄰居，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它都值得你認真研究。
對於我們來說，傳統文化不是有益無益的問題，而是我們根本沒法兒擺脫它。這是身份問題，是我們的身份認定，好也罷，不好也罷，是不可能擺脫的。今天的中國，已經融入全球一體化。過去，我的心態是全方位擁抱西方世界，向西方學習。但到了哈佛後，我發現自己還需要補上中國傳統文化這一課。作為中國人，你是誰？你從哪裏來？你到哪裏去？這個問題不解決，也就無法解決到哪裏去的問題。要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因為我們是從這傳統中來的，所以我選了普鳴的課，重新學習“庖丁解牛”這些看似習以為常、實際似懂非懂的東西。我還會繼續補這一課，這是一個身份辨別的問題，如何找到自己定位的問題。
現在，我能夠很心平氣和地看中國問題，很容易理解中國的現狀。在國內的時候，總是覺得改革力度不夠，到了國外，心情反而很容易沉靜下來，更清晰地思考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邁進所經曆的第一個100年——可能，還會需要第二個100年。
在這裏，我還有幸結識並拜訪了丘成桐、傅高義（Ezra F.Vogel）等知名教授。我知道傅高義的名字，是因為他對日本的研究，而此時他的一本《鄧小平傳》，也正在被翻譯介紹到中國大陸。哈佛名家薈萃，遊學其中，不時得聞宏論，大開眼界。我選聽的城市規劃課程，其中有一位名教授——城市經濟學家愛德華·格雷瑟。格雷瑟教授說，過去60年裏，美國隻有三個城市的規模在持續擴大：紐約、舊金山、波士頓。其他如底特律1950年人口接近185萬人，如今隻剩下71萬；費城1950年時人口超過200萬，如今隻剩下152萬。而紐約人口從那時的700多萬，到2010年又上漲到817萬。紐約、舊金山和波士頓興盛的奧秘何在？格雷瑟教授的解釋是對人的投資，形成聰明腦袋瓜聚集，包括培養更高素質的勞動者隊伍和激發企業家創業精神，使城市能夠應對產業轉型的變革，最終提升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