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為根本改善自身的處境，一直在堅持不懈地進行鬥爭。在黑人運動的推動下，在黑人民權組織的努力和白人自由派人士的支持下，國會先後於1866年，1875年，1957年，1960年和1964年製訂並通過了民權法案，規定給予黑人公民資格；平等地享有所有與財產權有關的法律權益及就業、教育和公共場所的平等待遇權，禁止種族歧視與種族隔離。但是，上述法案在美國這樣一個種族歧視已經成為一種群體行為和白人文化一部分的國家，沒有也不可能真正得到貫徹實施。黑人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的不平等地位，依然十分突出。黑人因受教育的不平等、謀生技能的欠缺，在同白人入學和就業的競爭中，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形成了惡性循環。
麵對此種現實，肯尼迪總統就民權問題向美國公眾所作的廣播電視報告中不得不公開承認“我們主要麵臨的是一個道德問題”，“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正麵臨一場道德危機”。約翰遜總統在哈佛大學作的演講指出，為了使黑人真正享有充分的民權，隻是將“黑人帶到同一條種族的起跑線前”，將“機會之門敞開是不夠的；我們所有的公民必須有能力穿過那道機會之門。”由於黑人與白人之間長期存在的受教育機會與水平、就業狀況的嚴重不平等，黑人、白人的勢能和潛力是迥然不同的。即使他們真正站在同一起跑線前，對黑人而言也是不夠的。所謂“機會之門”仍然形同虛設。為此，出於良心上的內疚和自責，白人自由派人士認為應該采取某種方式對黑人進行補償。肯定性行動計劃即是在這方麵的一種嚐試。
美國政府實行肯定性行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為緩和二戰後極度緊張的種族關係。1965年、1966年，美國接連度過了兩個“炎熱的夏季”。繼洛杉磯黑人在瓦茨爆發大規模種族騷亂之後，1966年在芝加哥、底特律、紐沃克和克利夫蘭及其他40餘座城市也相繼發生了騷亂，致使數百人死亡，數千人被捕，財產損失達幾億美元，引起了世界各國人民的關注和不安。這種日益惡化的種族關係在國內外所造成的嚴重消極影響，迫使約翰遜總統最終選擇就業領域作為突破口，以總統行政命令的方式正式推出肯定性行動計劃，以期緩和種族關係，掩世界人士的耳目。
製定和執行肯定性行動計劃的主要法律依據是1964年民權法案。
該法案第四條規定禁止在公立學校中實行種族隔離，保證個人不會因“其種族、膚色、宗教信仰或所來自國家”而喪失平等的受教育機會。法案第七條禁止任何雇主、就業機構、勞工組織或勞工管理聯合委員會以個人的種族、膚色、宗教信仰、性別或所來自國家為由對其進行種族歧視或種族隔離；成立平等雇傭機會委員會作為肯定性行動計劃最重要的執行機構之一。此外，同這項計劃有關的還有勞工部聯邦合同管理辦公室和其他執行機構。
肯定性行動計劃的目的是減輕對少數種族特別是黑人在就業和受教育方麵的歧視。它不但有充分的法律依據，而且以總統命令的形式付諸實施，具有一定的強製性。這種傳統可追溯到1941年。是年，羅斯福總統簽署了8802號行政命令，禁止國防工業中的種族歧視行為。在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總統當政時期，又進一步以行政命令的形式禁止政府合同承包商推行歧視政策，並建立了專門機構監督執行之。1961年，小霍馬特·泰勒在起草10925號行政命令時首次使用了“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Action)一詞。
該命令要求“合同商不是因種族、膚色、信仰或所來自國家而對任何雇員或求職者進行歧視。合同商要采取肯定性行動以確保求職者得以受雇，雇員在受雇期間受到公平待遇。”1965年，約翰遜總統簽署了著名的11246號行政命令，要求在就業方麵依據種族製訂配額製。這意味著那些擁有聯邦合同的承包商在雇人時必須為黑人等少數民族留出一定的名額，同時取消雇人時所進行的測驗(因為在這類測驗中黑人的通過率很低)，以保證黑人能真正享受這些就業機會。換句話說，配額製具有明顯的強製性。此後，肯定性行動計劃進入了實質性操作階段，其含義也隨之不斷豐富和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