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江亭修禊雅集，丁傳靖撰《江亭修禊詩序》
接著的論述是，“北海淪漪，題襟曆曆，西郊亭墅，畫壁年年。蓋上已之禊遊，已為長安之故事。謂似月泉汐社，亦有人了公事而來；謂為洛社午橋，亦有時寄穀音之慨。此頃年人海之遊蹤，亦他日夢華之資料也。”可以看到，丁傳靖筆下的陶然亭與王羲之筆下的蘭亭區別之大，並不完全在於時空上的差距與差異。無論是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還是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無論是在縱情享受人生的角度，還是暢談玄妙哲理的角度，在陶然亭中的109個雅士都遠不及蘭亭中的41位晉人輕鬆灑脫。更何況寫這則序言的丁傳靖還是坐在自家屋裏冥思慎筆而作，而絕非如當年王羲之那樣酒墨酣暢，一筆嗬成。5米5花5在5線5書5庫5bo
或許，一個是公元352年的江南，一個是公元1925年的北京；空間上的南北差異，時間上的千年更替，都沒有理由去要求以丁傳靖為代表的一幫近代文人，一定要以晉人的那種風骨意趣，去完成這一場民國時代絕無僅有的雅集。畢竟，從陶然亭自清康熙年間始建伊始，就注定並非是一處純粹的風雅之地。
原來，陶然亭原址所在地是京城東城外的近郊區，元代在這裏建慈悲庵，經明、清兩代的修繕、擴建成一定規模。庵內文昌閣供奉文昌帝君和魁星，一直是明清兩代進京趕考的考生們頂禮膜拜、以求功名之地。康熙三十四年(1695)，工部郎中江藻在慈悲庵西院建一座小亭，後又將小亭改為三間敞軒，取白居易詩中的“更待菊花家釀熟，與君一醉一陶然”中的“陶然”二字，命名為“陶然亭”。而以樊樊山為召集人的陶然亭雅集，仍以該亭為江藻所建而稱“江亭”，由此可鑒其前清遺老心態之重，已經遠非風雅之舉所能承受之重。無論是先前的考生上香會聚之所，還是後來的109位雅士存照“江亭”，這樣的熙熙攘攘、這樣的車水馬龍，自然都已經與晉人風流和蘭亭風雅相距甚遠。也無怪乎，丁傳靖在序言中隻有“故事”、“遊蹤”、“資料”這些類似於存檔日記式的文字麵目了。
丁傳靖在序言中還提到，“是日，餘以小疾，獨未能往。去年令節避風有類（去年是日大風，餘亦未與會），今歲嘉辰閉戶又如螺蚌。自笑始衰之歲月，不如健之耆英。”原來，樊樊山並非突發奇想，偏偏要在1925年作這樣一次雅集，而是每年都有在陶然亭召集修禊之舉。而丁傳靖不單單是1925年這一次聚會未到，上一次（1924年）也是因故未能到場。隻不過上一次是避風，這一次是小疾。雖然有自謙語，謂“不如健之耆英”而有溢美樊老之辭，但也不難推知，像陶然亭修禊這樣的傳統活動，到1925年時，參與的人隻能是一些前清遺老、耄耆宿儒了。不要說風流神髓、不要提風雅神似，就是那麼一丁點殘餘的風俗形式之舉，到丁傳靖寫這則序言之際，都已經隻是殘影餘緒罷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