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時期:生機勃發與空前的輝煌(1976--1992)
從嚴格的意義上講，中國電影的“新時期”應該從1978年算起。這樣說的依據首先還是在於其時的政治、文化環境。1976年“四人幫”的被粉碎，不僅意味著十年浩劫的終結，同時還標誌著一個國家在文化和藝術方麵重新獲得了解放。然而，對於剛剛從一場曆時彌久、聲勢浩大的災難中蘇醒過來的民族來說，政治上的解放並不能馬上帶來文化和藝術上繁榮。尤其是在“撥亂反正”的初期，由於“兩個凡是”等錯誤思想的壓製，中國的很多政治和文化問題還沒有得到一個根本的糾正。反映在電影創作上，1976--1978年，數量不多又乏善可陳，個別影片還是生產於文革後期，如《金光大道》、《歡騰的小涼河》和《反擊》等。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不僅在政治上為人們真正打開了精神的枷鎖，同時也在整個文化和藝術上給中國帶來的久違的春天。
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逐漸深入人心，20世紀八十年代風起雲湧的思想解放運動，使中國的文藝創作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生機與活力。在曆經1976--1977年短短的“反應”與“漸變”之後，中國電影才真正開始了與社會發展相一致的道路，並由此掀起了一段“生機勃發與空前的輝煌”的時代。幾代電影人以強烈的創作激情，書寫著時代與人民的喜怒哀樂。他們從中國電影的現實主義中汲取營養，立足本土又放眼世界，在借鑒世界各國電影藝術優秀成果的同時，努力探索新的電影創作道路，不斷開拓著中國電影的
表現空間。隨著1978年大量中外影片的解禁，大批優秀影片和觀眾重新見麵，其中很多拍攝於“十七年”的國產電影再次受到了人們的熱烈歡迎。據統計，1979年，中國電影全年的故事片產量雖然隻有59部，但全國電影觀眾卻在一年之間達到了293億人次的天文數字，平均每人年觀看電影的次數達到了28次之多。這個數字，不僅刷新了世界電影的第一大國--美國年人均觀影23次的記錄，而且在整個世界範圍內也是一個令人歎為觀止的奇跡。時至今日，很多電影人回憶起那段輝煌的歲月，仍然激動不已，從某種意義上說，那真是一個令人懷念的時代。
以中國曆史演變規律，曆次社會和曆史的重大事件，文藝作品總要“得風氣之先”，及時的有所反映，對於粉碎“四人幫”這一重大曆史事件，電影屆自然也不能居於人後。1979年起，大量的所謂“傷痕”電影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而20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的所謂“新時期”文藝的主要特征，在於隨著整個社會的撥亂反正，價值觀念的調整，知識和知識分子重新進人社會的精神層麵，扮演起社會良知的角色，並擔當起文化和精神啟蒙的責任。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反思文學、主體性探討等等，無不展示著文藝開始重新將意義問題提了出來，對人的尊嚴的尊重被重新強調，人性光輝的旗幟重新飄展。
這一時期的中國電影，在文化軌跡上，經過了“反思”和“文化尋根”兩大階段。前者在對中國電影文化傳承的基礎上，緊跟時代性的社會主題，自覺地認為電影應該肩負意識形態功能，藝術家則充當社會良知的角色。在價值取向上，則是中國電影美學傳統中的人道主義訴求的凸顯。換句話說，經過了十年的瘋狂，電影藝術家們在短暫的“療傷”後，開始對被顛倒了的價值觀念進行清理和反思，其中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對“人”的思考和人的尊嚴和價值的重新確立。正是中國電影的這一人道主義傳統和精神取向，構成了新時期中國電影大觀園中最亮麗的風景。做一個人的呐喊，是當時帶有時代特征和曆史緣由的社會思潮，它同樣成為新時期電影的最強音。在這一背景下，一大批諸如《被侮辱與被迫害的人
》、《於無聲處》、《淚痕》、《神聖的使命》、《苦惱人的笑》、《天雲山傳奇》、《巴山夜雨》、《小花》、《鄰居》、《被愛情遺忘的角落》、《沙鷗》、《人到中年》、《海灘》、《逆光》、《都市裏的村莊》-----等優秀影片脫穎而出。其中取材於長篇小說《桐柏英雄》，由張錚導演、黃健中副導演的電影《小花》，最為突出。正如黃健中所說:“《小花》的創作和拍攝，從內容到形式的探索都帶有一定的‘叛逆’性質。它既不是軍事科教片，也不是某一輝煌戰役的記錄，它不負有表現某一戰役思想的任務。它隻是通過三兄妹的命運，譜寫了一首革命戰爭的抒情曲”。
影片摒棄一般軍事題材表現的套路，把戰爭推到後景，把戰爭年代裏人的生離死別作為主線，在人民革命的背景上，淋漓盡致地抒發了兄妹情、母女情。而在電影語言上，《小花》更是進行的大膽的探索和嚐試。在《小花》之後，一大批以“人”為主題的影片紛紛麵世，這種現象的出現，既是對剛剛過去的那一段不堪回首歲月裏對人的尊嚴和價值的踐踏的控訴和反思，更是久被壓抑的人的自然本性和文化情結的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