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樣板戲”的出現及“登峰造極”
按照史學界的傳統觀點，從1966年5月至1969年4月，以中共“九大”召開為標誌，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階段。其特點是:經過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性大批判、大武鬥，徹底打垮了“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創建了“新的無產階級政權”一一革命委員會，急劇動蕩的社會局勢漸漸得到控製，出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政治局麵。
就“文革電影”而言，這一階段正是其政治理論、藝術理論乃至生產組織和管理機構逐步形成和建立的時期。然而，從“樣板戲電影”的發展角度審視，它的政治理論構架和文藝題材內容，早在“文革”之前，便已初步建立了，表現出一定的超前特點。
1963年9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指示:“戲劇要推陳出新，不要推陳出陳，光唱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他們的丫頭保鏢之類。”在這樣的背景下，從1963年起，江青把一些業已演出的地方戲曲或京劇劇目，推薦給北京、上海等地的京劇團，組織有關創作人員進行京劇現代戲的移植與改編創作。隨後，經她建議，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舉行了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上演了《紅燈記》、《沙家洪》、《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及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等37個劇目。江青還在參加觀摩演出人員的座談會上，發表了《談京劇革命》的講話。此後，她又陸續推薦了《海港》、《白毛女》(芭蕾舞劇)以供修改，並到中央樂團“抓”出了交響樂《沙家洪》。這樣，早在“文革”開始之前，江青已在文藝舞台上樹立了“八個樣板戲”，既為部分樣板戲影片的拍攝奠定了戲曲基礎，也因此確立了她的“文藝革命旗手”的地位。對此，張春橋讚道:“文化大革命應該從64年京劇革命算起。”就文化大革命之種種“立新”而言，江青的“京劇革命”確有開“文革”之先河的意義。
從1968年6月起，江青為鞏固和擴大其“文藝革命”的“成果”，召見了八一廠新組建的革委會主要負責人和部分創作人員，提出拍攝電影的設想。八一廠提議拍攝樣板戲，江青以“可以試拍《紅燈記》”為答複。此後，江青又召見了北影某攝影師，征詢拍攝樣板戲影片的人選。1968年9月18日晚，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一批文藝界挨批鬥後靠邊站的知名人士，目的在於從“文藝黑線中將他們保出來”，“拍革命戲，做革命人”。此舉，從創作力量上，為樣板戲影片的拍攝，提供了必要的人員保證。此外，1968年5月23日，於會泳在上海《文彙報》發表了題為《讓文藝界永遠成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陣地》的文章。該文對江青倡導京劇革命以來，在種種場合對八個樣板戲以及稍後增添的《杜鵑山》和鋼琴伴唱《紅燈記》之零散瑣碎的修改意見予以了概括，“歸結為‘三突出’，作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則”。1969年，在《紅旗》雜誌發表一篇經由姚文元親白改定的文章中，把“三突出”正式規定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麵人物;在正麵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從此，在姚文元的精心扶植下，“三突出”理論也從“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則”升級為“無產階級文藝必須遵循的一條原則”。“三突出”原則的建立，為樣板戲影片的創作確定了檢測和衡量的標準，莫定了其時的文藝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