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逸文化說到底，不過是文人對自我意識的尊重，不過是尋求一種人格的獨立、精神的自由、品德的高尚，不願做政治的奴隸、權勢的奴仆，不願為名利所累，為了掙脫名利的枷鎖，在政治之外所作的一種人生選擇。而政治的民主化、法律化，君臣共治，“學校”參與，為文人的人生提供了自由的競技場，提供了文人與政治的結合方式，從而使遊離於政治之外的文人找到了他們用武的自由天地。然而理論歸理論，行不通就是一堆廢紙。
中國曆史的漫長，形成了一種緩慢然而持久的慣性，一時半會不可能遽然改變。：因此，黃宗羲如此前衛的思想也隻有等到兩個世紀之後才開始緩慢地發揮作用。
學術的卓異，自然帶來聲名的鵲起。黃宗羲的一生似乎始終處在一個“明星”的位置。年輕時錘擊奸臣，名聲大振；後來參加抗清鬥爭十幾年，失敗後成了清室捉拿的要犯，四處逃命；進而又因為學問暴得大名，與孫奇逢、李顒並稱當世三大儒，成為江南遺民文人的傑出代表。清政府於是開始極力地拉攏他，以顯赫的地位誘其人朝為官。
就在《明夷待訪錄》完稿第二年，學士葉方藹舉薦他，被他婉言謝絕。康熙十七年，“詔征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方藹，寓以詩，敦促就道，再辭以免《清史稿》。他的弟子陳錫暇知道老師的為人，對葉方藹說：“別再為難我的老師了，弄不好他會像謝枋得那樣自盡的。”“未幾，方藹奉詔同掌院學士徐元文監修明史，將征之備顧問，督撫以禮來聘，又辭之。”黃宗羲礙於私人麵子，禮貌地給徐元文回了一封信，信中說昔聞首陽山二老托孤於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遺子從公，可以置我矣！”意思是說你這就是逼我去死啊！並且自比伯夷、叔齊。舉薦他的人也就知難而退了。“朝論必不可致，請敕下浙撫鈔其所著書關史事者送人京。”有司知道他來不了隻得讓當地官員抄寫他有關史事的論著備案。徐元文的哥哥徐乾學也曾舉薦黃宗羲，康熙皇帝說：“可召至京，朕不授以事。即欲歸，當遣官送之。”徐乾學又說他太老了來不了了，惹得康熙一陣歎息，“以為人才之難”。“宗羲雖不赴征車，而時局大議必谘之。”
作為一個文人，在明朝滅亡十餘年後，黃宗羲終於安下心來，老老實實治學，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學隱”，在清朝建立後的50年間，政府屢征屢辭，也從未參加清朝科考，可以說是始終沒有人清廷一步，布衣終身，表現出了安貧樂道的隱士情懷。其品德氣節，堪稱當時的伯夷、叔齊。他幾乎就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所有隱逸文化的聚光點，並初步展示了近代隱逸文化的新走向。
黃宗羲死於康熙三十四年，也就是1695年。臨死之前，他給自己造好了一座墳墓，墓地中央安放一張石床，床上不放棺材。全祖望認為他這樣安置的原因是蓋自以遭家國之變，期於速朽，而不欲顯言其故也。”臨終時立下遺言：不做佛事，不做七七，凡是鼓吹、紙幡、紙錢之類的東西都不準使用。他不信鬼神，也不願落俗。他還別出心裁地讓人在墳前樹立兩根望柱上書一副對聯：
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風節；
詔鈔著述，同虞喜之傳文。
對聯是說黃宗羲不事王侯、變名隱居，就像東漢的嚴光；屢召不至，朝廷有大事便來谘詢，就像虞喜虞仲寧。這兩個人加起來確實是黃宗羲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