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寓國外多年，對前輩的留學生涯自然感興趣。我發現前輩們一樣遵循留學生三大規律：大部分人感到孤獨；大部分人隻跟中國人交遊；大部分西化論者遇到挫折就變成民族主義者。這三大規律幾乎是永恒真理，曆百年而不變。
西方為中國培養了幾代現代化人才，卻不一定調教出多少西方文化崇拜者。很多人留學前崇西，留學後反而如聞一多“走向內路子”。一個世紀了，情景依然。西方人——我說的是多數西方人——改不了的民族自大心理，對非西方人禮數可能周到，傲慢難以掩飾，提供了十分有效的“反教育”。
細說起來，這些不快大都不是大事——在大事上西方人的歧視還是比較小心隱蔽，避免“種族歧視”的罪名——任何人在國內一樣會遇到。隻是受洋人的氣，刺激翻加十倍，家恨翻為國仇，更難忍受。傲慢者是無道理的傲慢，激憤者也是情緒化的激憤。
生氣之後的對付方式，就不一樣了。有的人，如徐誌摩，不顧臉色，使出全套魅力交朋友，一樣能讓洋人服氣，成為倫敦社交界受歡迎人物；有的人，如許地山，善於充分利用留學提供的機會，隻消每星期與小朋友老舍高談闊論時，狠狠嘲弄一番洋人，心理就平衡了；有的人，仿效李金發郭沫若周作人的光輝前例，擺開架式把外國女人追上手，也解了恨。
文人中，對受洋氣應付得最糟的，是朱湘。朱湘在美國一共兩年，換了三個學校，大吵架小生氣足有十幾場，數次“罷學”，最後幹脆退學回國。
1927年秋天，朱湘與柳無忌進入威斯康星州勞倫斯學院。在上法文課時，都德的一篇小說中，說中國人像猴子，美國學生大笑，朱湘立即站起來退出課堂，而且不管法文教師如何道歉，寧可放棄學分也要立即退出此學校。
1927年底，轉到芝加哥大學之後，上的課中有英文作文。朱湘一向以英文出色得清華學堂的洋教授賞識，留學前就能用英文寫十四行詩（裏麵塞滿了希臘典故，像是有意唬洋人），不料第一次作業得了D分，氣得立即退課。
不上課，就在宿舍裏翻譯中國古詩詞，到校刊上發表，據說“引起轟動”。但是他的英文課就此無法上下去，因為——據朱湘說——此教師“在校刊上編造某東方學生與某西方女學生行為曖昧的逸聞”；他的德文課也上不下去，因為朱湘指出教師講課中的錯誤，教師就有意在課上說“葡萄牙小國都能占中國的澳門”，又是退課；文學課也上不下去，因為一位美國學生不願與朱湘同座。
弄到無課可上的地步，朱湘隻能再次退學，1929年初，到哥倫布市俄亥俄大學，在這裏依然不斷退課。
於是乎歸心似箭。此時，他的清華學兄，一度的好友，又一度翻臉成仇的聞一多，出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長。朋友斡旋，聞一多大度捐前嫌，有意聘請朱湘為教授。消息傳來，朱湘等不及了，連學士學位也不要，立即啟程回國。
此時朱湘才25歲。回國後，又是另一篇不斷鬧氣的故事，此處不贅。故事的結束時，朱湘追蹤那個《離騷》一寫百行的屈原去了。
孤傲狂狷，本是詩人本性。但是朱湘在美國特別沉不住氣，原因是每次都把衝突視為民族歧視。那個階段他寫給友人的書信，此類事說得很多。
“我在外國住得越久，越愛祖國，我不是愛的群眾，我愛的是新中國的英豪，以及古代的聖賢豪傑。”（1929年初致趙景深。）“不愛群眾”的民族主義，倒也是清華、新月本色。
不過有的時候，朱湘的民族主義，很費解。“你知道西方人把我們看作什麼？一個落伍，甚至野蠻的民族！我們在此都被視為日本人！”（1928年12月4日致趙景深。）為什麼被誤作日本人是一種侮辱上的侮辱？這種奇怪心理，其實到今天，中國學生也依然有。
最後索性擴大聯合陣線，變成“黃膚主義”：“近來種族的自覺更深。蒙古民族如今正在生死關頭。”（1928年8月11日致徐霞村。）
順便說一句，不少中國留學生認為，到全世界都得買中國產品時，西方人就不會瞧不起中國人。看一下幾乎占領大半西方汽車電器市場的日本人，他們是否受到尊敬？不見得如此。民族歧視，心理根子深得多，並非僅僅“富國強兵”就能解除。另文談，此處不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