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個巨人輩出的時代，那是個創業奠基的時代，那是個給中國文化立下新標尺的時代——我說的當然是五四時代。
但是，一旦我們擱開曆史的放大鏡，就文論文，就人論人，我們也會發現那是個過分自信的時代，“天將降大任”幻覺太多的時代。那時的人物，包攬天下的氣派很大，自大幻覺太多——當然我們現在的明智，是占了近一個世紀後瞻的便宜。
此文想說的，不是“反思五四”那種讓人頭暈的大題目。我要說的是個比較具體的問題，留學生都碰到的苦惱：如果是塊“材料”，如何才能“成才”？
北大“五四輩”學生中，呼聲最高者，前途看來最輝煌者，莫過傅斯年。1917年胡適到北大哲學係，第一次開中國哲學史，號召國學批判，學生差一點要罷課轟走這位教授。當時北大文科學生中，學問功底最好的，是山東來的傅斯年，綽號“孔子後第一人”，被傳統派教授黃侃、劉師培等視為國學後繼者。傅趕來聽了一課，說：“雖然讀書不多，說的不無道理，不要鬧了。”不然，胡適在中國學術界起步就跌個大跟鬥，以後半個世紀的學術領袖地位就無從談起。
而且，傅斯年在胡適感召下，發起《新潮》與《新青年》呼應，為新文化作鼓吹，激烈地號召“啟蒙”。李大釗在北大圖書館專門為他們設編輯部。五四火燒趙家樓，他也是帶頭者之一。
北大畢業後，傅斯年考山東省“官費留學”，差一點因為“思想激進”，被考官除名，幸虧成績超群，才得免。1919年冬，從上海啟碇到英國留學，慨然有盡覽西學的壯誌。同行的俞平伯，到英國沒有一個月，就思鄉難忍，洋食難吃，苦不堪言，偷偷溜走。傅斯年為了追回好友，一直趕到馬賽，也沒能說服他。與俞平伯相反，傅斯年剛到英國，就在北京《晨報》每日連載《英倫遊記》《留學英國最先要知道的事》，興衝衝地成為英國留學專家。
1920年夏天，傅斯年進入倫敦大學（就是現在的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 心理學係，想師從實驗心理學的創始人斯皮爾曼教授(Charles Spearman)讀心理學博士，斯皮爾曼卻要他從本科一年級讀起，傅斯年倒也沒有泄氣，因為他已抱定“留學不為學位”的宗旨——當時留學生中，不想在學位上浪費時間，隻想得真才實學的人很多。胡適號稱北大第一個有博士學位的教授，他回國時有沒有拿到學位，卻是疑案。陳寅恪留學十多年，從未想拿學位。梁宗岱到法國，詩人瓦雷裏叫他不要看重學位，果然他棄學位於不顧。至少當時中國的大學，做教授憑學問，不憑學位。如果不想留在國外，的確可以不必浪費時間，按洋題按洋例，照虎畫貓，寫一部死讀書的論文。可惜，如今的學子，到哪裏，都再也沒有免過這道門檻的福氣。
為什麼學文學的傅斯年要選心理學？其實當時中國的“新文化”參與者，大都認為“西學”是個整體，文史學生，到西方尤其應當學科學，同時擁抱“德”“賽”兩位先生。既然實驗心理學是用科學方法研究人類心理，看起來正符合五四一代“改造中國人的心理”的“啟蒙”誌向。
這個想法，其實落在中國“國學” 思想框子裏：文史哲合一， 整體式思維，與“西學”之細密分科恰好相反。當時傅斯年卻沒有意識到這一層。1920在給“學弟”顧頡剛問如何入門西學的信中，主張盡棄中國古籍，用作“糊窗紙”。
傅斯年在倫敦，住在南倫敦的Sisters Lane, 看來就是現在Clapham Junction 的Sisters Avenue。牆上掛的是他心目中（其實是五四一代中國人心目中）三位英國文化英雄——蕭伯納，達爾文，密勒。在倫敦時，曾幫助名作家威爾斯寫他的《世界史綱》的中國部分，喜看歌劇（因為有誌改造“中國舊劇”），喜讀小說。現在台灣“中央研究院”有個“傅斯年藏書室”，裏麵西文書門類之多，令人驚奇。三年下來，讀書看戲所得甚多，主課越學越無趣——實驗心理學是一板一眼的數學化的測試統計，傅斯年為此還加修了數學與化學課程，結果發現是在把人當作實驗動物，與“改造中國人心理”，手段目標相去甚遠。20年後，傅斯年寫了一本《性命古訓辨證》，討論中國人心理與概念的關係，但是方法卻是國學的文字訓詁，與實驗心理學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