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秋季，傅斯年決定離開倫敦大學，轉到柏林大學。在英國三年，專攻一科無所得。到德國後，幹脆又從人文學院本科一年級讀起，不定專業，而且依然旁聽物理、概率論數學，還到愛因斯坦的研究生講習班聽相對論，參加東方學家傅蘭克的藏學課。
當時聚集在柏林大學的有一大批中國學友：陳寅恪，俞大維，毛子水等，加上徐誌摩，趙元任，金嶽霖先後來訪，均為一時之秀。這批中國學生，都以歐洲啟蒙大師萊布尼茲的通才為治學榜樣，同時學多門，形成了一個“中國百科全書派”。傅斯年之求博，在這批人中，也成為奇談。有一次吃飯，傅斯年書包奇重，原來是三大卷的《地質學》，連主攻地理，兼學希臘羅馬古典的毛子水，都說他如此讀書，將“勞而無功”。
1926年，胡適到歐洲，傅斯年趕到巴黎見麵。傅雖然不是胡適的入門學生，卻一直被認為是胡門第一弟子。二人長談，胡適非常失望，覺得傅在歐洲六年，漫無紀律，遠不如留在國內的顧頡剛用功，嚴厲批評了傅斯年。此事見《胡適日記》1926年9月5日。日記原文下麵還有好幾行，被胡適塗去。看來當時胡適相當激動。這位當年能使胡適提心吊膽的國學學生，“整體治西學”六年後，竟然會因為不“用功”而遭訓斥，也是奇事。胡適寫日記時依然激動，可見當場還不知道說了一些什麼嚴厲的話。
傅斯年1927年任中山大學文學院主任時，魯迅任教務主任，二人來往甚多。據魯迅在私人通信中記載，傅斯年“近來頗罵胡適……胡對他先有不敬之言，謂傅所學名目甚多，而一無所成”（魯迅1927年6月23日信）。魯迅一生，對“胡派”幾乎個個痛罵，在中山大學，與傅斯年實際上是對立的兩派，但是他的如刀之筆，偏偏赦免了傅斯年，傅斯年對胡適的不滿，看來是原因之一。
此篇小文，不是針對像我本人這樣的一般留學生，本來一生無大成就可企望。求學位，求學問，都得及早找準目標，鍥而不舍，自然散漫不得。如果確實是學習能力極強，理應成為通才大儒，也有個從博到精的門徑規劃。陳寅恪作為中國現代第一學者，也是學的門類極多，把藏、突厥、波斯、阿拉伯、梵文、巴利文、希臘文、拉丁文，全部學了，因此成為能解決中西交通，及隋唐五代史種種難題的唯一專家，漫而不散，恰好彙成一家之言。
我不是說傅斯年一生無成就，他在中國上古史的彙解上，平衡了顧頡剛疑古派的偏頗之處，對中國現代史學卓有貢獻。我隻是說他在西方學的各種功課，合不成一個專門方向。這六年功夫，隻說“得到了西方學術的精神”，是推諉不了的。
傅斯年回國後，在中山大學、北京大學、中央博物館、中央研究院，任主任所長校長院長。他於1928年在廣州籌建並主持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支持了對安陽殷墟的重要發掘，功不可沒，至今為人稱道。1950年，中風去世於台灣“中研院”所長任上。當學術界領導，他那樣的博學背景，正得以用所長。但是“學而廣則仕”，並非傅斯年當初求學之初衷，湊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