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一看，徐誌摩確實不簡單。美國可能把聞一多變成詩人，他對美國那段生活絕口不提；朱湘在美所受歧視，使他一生憤憤不已，最後自沉投江也不無此因；英國可能把老舍變成作家，老舍對英國絕對無好話；許地山在牛津苦讀，他對英國的教育讚不絕口，對英國人隻是淡淡說一句“交不了朋友”。把留學生活寫成天國的，真的隻有徐誌摩一人。韋利在回憶徐誌摩時說徐“雖然崇拜拜倫，但為人並沒有多少拜倫作風，比如缺乏拜倫的憤世嫉俗”。這個英國學者眼光很準。浪漫文人看來有兩種類型：怨艾憤世型、自我得意型。後一種不一定是缺點：後來《新月》的成功，就是由於徐誌摩的這種質量。張奚若回憶說徐誌摩 “一生沒有仇人”：“別人不能拉攏的朋友，他能拉攏；別人不能合作的事情，他能合作；別人不能成功的地方，他能成功。你看那《新月》月刊、新月書店、《詩刊》種種團體工作，哪一種不是靠他在那裏做發酵素，哪一種不是靠他在那裏做黏合物。”
真的，能在倫敦的陰雨中讓傲慢的大英文人一展笑顏，能在絕對孤獨的劍橋，把慘淡幽閉變成靈感的燦然爆發，這樣的人，還有什麼人不能應付？還有什麼事能難倒他？
由此，我鬥膽冒險解決一個文學史“難題”：新月派的範圍。英國現代文化史上的布魯姆斯伯裏集團，也有這個難題：誰算誰不算。我仔細查了《布魯姆斯伯裏人物詞典》，發現凡是被弗吉尼亞·伍爾夫，範奈莎·貝爾，這兩姐妹邀請參加他們舉行的派對的人，都可以算。參加很多次的如艾略特，次數不多，如韋利、羅素，都算；而從來不參加的如曼殊菲爾（她與伍爾夫是仇人，伍爾夫日記中記了她不少壞話），住得不遠，也不算。我也認為凡是徐誌摩過從的，都是廣義的新月派。
可以看到：“布魯姆斯伯裏集團”與“新月社”有許多相似：詩人作家批評家為中心（胡適、徐誌摩、聞一多、陳源、饒孟侃、梁實秋、沈從文、淩叔華、朱湘、卞之琳、陳夢家等），團聚包括科學家（翁文灝、李四光、梁思成），政治家（張君勱、羅隆基），人類學家（潘光旦），經濟學家（張奚若），甚至軍人（王賡、蔣百裏）等一時之選，以沙龍（開始是徐誌摩家，後是聞一多家，後來是林徽因家）為聚會地點。也出雜誌，辦書店，參與情況卻因人因事而變動不居。有的文學史家認為北京“現代評論派”與“新月派”，組成重複，卻不是一個派別，實際上1923年的新月社，與1925年的新月社，與1927－1932在上海的新月派（即新月書店作者群）成員也很不相同。
徐誌摩本人說他組織此種團體的模式，是英國的拉菲爾前派與費邊社，他是想找一個曆史更悠久的典故。新月派，是以人為核心的鬆散集合，徐誌摩與誰交往，誰就是新月派。
在《新月》上發表詩的，為《現代評論》寫稿的，參加林徽因或聞一多沙龍的，被陳夢家編入《新月詩選》的人，基本上都是徐誌摩的個人朋友，因此都可以算新月派。
我這個標準，不能說如何讓人信服，但是其他任何標準，都更難說得圓通——我相信徐誌摩的人格魅力，是新月派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