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早就告試人們：“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即衰，戒之在得。”“戒之在得，”是對中老年幹部最嚴峻的考驗。一個人要給自己的一生劃上一個光榮的句號。作為中國**黨員，不僅要站好最後一班崗，還要離崗不離“位”，黨員這個崗是沒有退位的，直至“蓋棺論定”。
老畫家董壽平說：“人老之後，就要慎物絕緣，平淡天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個人如達到如此思想境界，不僅能保持晚節，也能頤養天年。
要過好子女關
——廉政漫說之七
一九六七年，**同誌向全黨高級幹部推薦過《戰國策》中《觸讋說太後》一文。這篇文章主要講的是對子女的兩種愛法：一種是“婦人之愛”，一種是“丈夫之愛”。
所謂“婦人之愛”，就是以子女個人利益為核心，時時刻刻去維護它，甚至不惜和社會利益及法紀相抵觸。而“丈夫之愛”是把子女放在社會環境中鍛煉，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愛子”之法。體現出不同的思想境界。
在曆史上，中華民族是比較重視子女教育的民族。一些先達的模範行動，表現出高尚的情操。
後漢著名學者揚震，曾官至司徒、太尉等職，他的故舊見他家境不富裕，“子孫常蔬食步行”，勸他有權時置些產業，留給子孫，他說：“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林則徐也不願留下錢財成為子孫的累贅。他留給子孫一副名聯：“子孫若如我，留錢作什麼？賢而多財，則損其誌；子孫不如我，留錢作什麼？愚而多財，益增其過。”曾國藩，這位中國近代史上頗有爭議的人物，在教育子女上，卻是有口皆碑的。他常告誡兒子奉公守法，不許子弟“恃父勢”去結交官員。他告誡長子紀澤：“世家子弟最容易犯一個奢字，傲字。”又諭次子紀鴻；”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不與寒士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習氣，則難望有成。“兒子應試前他諄諄告誡，”場前不可與考官來往，不可送條子，進身之始，務知自重。”他的兒孫後來都很有成就。
在現代，著名愛國華僑陳嘉庚先生，要求子女嚴格到了常人不能理解的程度。他一生辛勞，積攢了大量財富，都捐給了社會，沒給子孫留下一分錢。兒子陳國慶畢業以後進他辦的工廠當工人，每月掙工資中最低的一等，而且是全部生活費用。他要求兒子和工人一樣上工，三頓飯都在工廠裏排隊吃食堂。一次募捐，每人捐3元錢，陳國慶覺得實在困難，去求他父親，被陳嘉庚堅決拒絕。他說幾塊錢對於我是太小的事。但我就是要從這些小事上培養你的自立能力。普通工人能做到的事，陳嘉庚的兒子就應該做得到。”
**更是教子的典範。
一九四六年，毛岸英從莫斯科畢業後回到延安，**把他送到棗園上“勞動大學”，與普通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他要求自己的子女做最普通的老百姓，甚至比一般老百姓吃苦還多。他對岸英說：“誰讓你是**的兒子”。抗美援朝時，他又象普通百姓一樣，送兒子到朝鮮戰場。岸英犧牲後，又長埋於異國他鄉。他最疼愛的小女兒李訥，與從未沾過一點特殊的光。她也象普通中國人一樣過日子，既要為柴米油鹽和水電費而操心，又要為孩子上學看病坐車而犯難，以致熟悉李訥的人說：“當**的女兒太辛苦了！”
前輩們的行為足以讓上那些以權為子女謀的人汗顏，也足以警示我們，要過好子女關。
溫公客位榜的啟示
——廉政漫說之八
宋朝洪邁在《客齋隨筆》中，曾記一則“溫公客位榜”的故事：
“司馬溫公作相日。親書榜稿揭於客位，曰：‘訪及諸君，若睹朝闕遣，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俱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所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封書筒分付吏人，令傳人，光得於朝省眾官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
溫公，即宋朝名臣司馬光。他以品行高潔、政績卓著稱道於世。據史料記載：“公於物淡然無所好，惟與德義名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巳……。”這可以看出他十分注重道德修養，淡然名利，保持清如水的品質，因而敢於向世人昭示自己的觀點，讓世人敦促自己的言行。
這篇榜稿，無疑是一篇自警自勵自我約束的檄文。綜為一點，就是要求身邊的人以國家之務為重，議事處世，要出以公心，不得以私人關係來幹預公事，謀取私利，這足以看出他的坦蕩胸懷。他自信自己的行為“仰不怍於天，俯不愧於地”，無須掩飾，無需摻雜任何雜念地把赤誠之心袒露給大家。象他這樣位居高位的人公開嚴格要求自己，無疑對當時的官場風氣起到良好的作用。
在清朝康熙年間，也有這樣一位重名節的督撫叫張清恪，他曾在自家堂前懸掛一張《禁止饋送檄文》。其中寫道：“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取一文我不值一文。”
由此看來，清正廉潔的人，都敢於公開讓世人監督自己，因為他心底無私無欲，無欲則剛，要求起別人來，必然有說服力，有號召力，讓他去管理一地，必然政令暢通，風氣淳正。
當今社會，更不乏其人，其中猶以湖南省華容縣縣委書記陳滿生提出的公開約束典型。不妨錄之，與大家共識：
1、減辦公用費。報刊雜誌除自費的外，我的辦公室隻留兩報一刊，其餘全部謝退。屬我辦公用具，未經我許，概不更換新添。2、緊縮應酬往來。凡縣內各類會議、活動，有需我參加者，口頭或轉達即可，一概拒絕請柬。無特殊情況，外來賓客，皆不陪餐。3、興徒步簡車。單個外出開會，若不屬晚間趕程。不再專車接送，下鄉調查，盡量搭乘客車。4、拒各類送禮。5、嚴親朋好友。如有以我親戚、朋友、同事、同學之名，到縣內各單位聯係工作、交涉業務、尋求資助者，請均平等對待。萬不可特殊優厚。若不從者，日後‘恩將仇報’，對有關人員從嚴處之。”何等磊落，何等光明！如果我們的各級領導幹部敢於公開讓群眾來監督，事事以身作則，就會產生民服其德的效應。社會風氣如風行草偃得到根本好轉。
“玩物”不可“喪誌”
——廉政漫說之九
人都有“禮樂濱紛極耳目之娛”的情趣。如何對待這“情趣”，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思想修養。有的人把它作為修身養性的手段，有的人則走向“玩物喪誌”的極端。
我們的民族，是一個很精於玩的民族，玩古董、玩蛐蛐、玩花鳥、玩山、玩水、玩麻將……好多人在玩中消磨了意誌，曆史上甚至有的因玩斷送了國家的命運的教訓。
南宋後主李煜，醉心於歌舞詞賦，結果是“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隻留下“一江春水向東流”的遺憾；宋朝宰相賈似道，在元兵圍攻襄樊，宋朝就要滅亡的時刻，竟然還與群妾爬在地上鬥蟋蟀；“暖閣才人籠蟋蟀，晝長無事為歡娛”，這是明人吳偉業寫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玩蟋蟀的情形。朱瞻基是個昏庸的“蟋蟀皇帝”，他對珠寶及花木鳥獸等玩物追求不已，尤好鬥蟋蟀，哪還有心思治理國家？至於“焚香鼓琴白晝靜，吟詩瀹茗青春閑”，“放曠杯酒間“者，更不可勝數。連陸遊這樣勤奮的詩人，也曾因酒誤事，發出“山寒酒過平時量，窗黑書虧半日功”的感歎。
古來賢者和有識之士，都把玩物和宴遊斥為“邪惡”之道。孔子曾斥賭博、鬥雞等行為是“兼行惡道”。孟子把賭博斥為“五不孝”之一。
晉朝的陶侃告誡人們：“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明朝學者顧炎武，每見人宴飲終日，輒為攢眉。客退，必戒曰：“可惜一日虛度矣”！他一生勤奮好學：“自少至老，未嚐一日廢書。出則載書數麓同隨。旅店小休，披尋搜討，曾無倦色。”因而最是瞧不起荒遊度日的人了。
清人李沂也指責過沉溺於遊玩之樂的人，“竊見人於應酬嬉遊宴會博奕及蓄種種玩好，莫不殫精竭力而為之，至於讀書則否。……苟以應酬嬉遊宴會博奕及蓄種種玩好之精神用之於讀書，則識見日益高，力量日益厚，學問日益富。”（《秋星閣詩話》）勸誡人們把精力用在讀書長知識上，做有益於世的人。
大凡上進的人，對遊玩之逸趣，必有節製，首先考慮的是“立功天地”的事，把主要精力和時間都用在學習和創造業績上。稍有閑暇，蓄一些愛好，也無傷大誌。象鄭板橋評蘇軾那樣：“寫字作畫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宦養生民，而以區區筆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東坡居士刻刻以天地萬物為心，以其餘閑作為枯木竹石，不害也。《濰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關鍵是做到心中有“以天地萬物為心”的主導意識，遊藝閑趣能審其輕重，不至於荒廢正業。又如梁啟超先生素有嗜麻將的愛好，他自己說“隻有讀書可以忘記打牌，隻有打牌可以忘記讀書”。但正如粱實秋先生所說：“有任公先生的學問風操，可以打牌，我們沒有他那樣的學問風操，不得藉口。”梁啟超先生修養淳高，能把握住自己，所以未影響他成為著名的學者、導師。我們一般人則很難做到。應特別提醒自己，有所愛好，也有所節製，一旦沉溺下去，就會荒時廢業了。在生活中既要保持樂趣，也要保持生活的風操，保持向上的精神，這對青年人來說，尤為重要。
遺子孫“清白”
——廉政漫說之十一
後漢楊震位極人臣，但因為官清廉，子孫吃飯以蔬食為主。外出也沒有車馬。所以老朋友中有人建議他為子孫置點產業，揚震不肯，說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見《後漢書·揚震傳》。
以楊震這樣顯宦之人，手中的權力若向自己和子女傾斜一點，不用說為子孫留下萬貫家產，總不致於連肉都吃不上。但楊震是從更長遠考慮，他要子孫在清貧中成長，在清貧的生活中磨煉操守，靠自己的奮鬥在世上立足，這是最豐厚的精神遺產。無獨有偶，唐代著名宰相房玄齡的父親也是這樣的人。據《隋書·房彥謙傳》記載：房家有祖上留下的產業，很是富有，但房彥謙做官後，把家產和俸祿都用來救濟親戚朋友，以致家裏沒有多餘的錢財，所用的車馬，衣服和器具都“務存素儉”。他以自身言行為子孫做榜樣。“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嚐涉私。”雖然因此導致錢財空乏，仍然自得其樂。他曾坦然地對兒子房玄齡說：“從（別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縱觀世人，以官致富者，多如牛毛。以官致貧者，卻鳳毛麟角了。最難能可貴的是，不和那些“因祿富”的人去攀比。攀比心理也是導致一個人走向墮落的因素。一些人就是這樣，你能借手中權力撈好處，我為什麼不能借工作之便有所取。你有車子、房子、票子，我也要想方設法得到。正常渠道獲取，本無可非議，就怕取不義之財。許多人就是這樣走向毀滅。這種”奔波”，是人性的一種變異，是為物所累，不僅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留下財產，也給子孫留下禍根。“賢而多財，則損其誌；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錢財對一個人的道德和能力培養來說，起一種消蝕的作用，還不如在清貧的條件下，為了創造生活，有奮發向上的動力，不斷地去進取，靠自己奮鬥得到的幸福，也享之坦然，韻味餘長。
古代賢者的這種做法，主要是杜絕子女的依賴性。古人是深知”艱難困苦，玉汝成玉”的道理的。倘若子孫躺在萬貫家產上，過著舒適安逸的生活，就會產生惰性，不思進取，成為玩雞鬥狗的紈絝子弟，直到把家產揮霍殆盡。財產沒有是小事，家族敗落、子孫頹廢是大事。因而在物質環境上，不給子孫創造一點依賴的條件，讓子孫憑自己的能力去創造財富。梁朝人徐勉曾說：“人遺子孫以財，我遺子孫以清白。子孫才也，則向致輜車並。如其不才，終為他有。”《梁書·徐勉傳》後一句說得非常深刻，子孫有才，靠他們自己的努力，照樣可以乘上車（掌權的象征），不愁富貴。如果子孫不才，就是留下財產也守不住，最終還是歸他人所有。
“藏書萬卷可教子，遺金滿箴常作災”。（宋·黃山穀〉遺子孫以清白，是一種高瞻遠矚的做法。在教育子女方麵，創造什麼固然重要，留下什麼也很重要。“禍不出所憎，常出所愛。”（漢·傅幹）愛的途徑和方法是每個父母都應慎重選擇的。有的人終身都在為子女謀，甚至不擇手段，殊不知，福禍相依，也許斷送子孫的正是你。
事業·家庭·愛情
人生進步的動力很多，愛情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動力源。
在人類文化藝術史上，純潔的愛情一直就是激發人們進行藝術創作的源泉之一，愛成為一個永恒的精神主題。在生活中，愛情也是人生最輝煌的一頁，是人生不可忽視的動力。英國著名數學家、哲學家羅素就曾把對愛情的渴望作為支配自己一生的激情之一。當愛情走進家庭後，對事業更顯得至關重要。處理得好，可以促進人事業成功，處理不好，就可導致人才能沉沒。
家庭和事業的關係大致有以下幾種類型：
一種是一方的犧牲，承擔起主要家庭負擔，為一方創造條件，臻其事業成功。馬克思和燕妮的關係如是。
一種是雙方都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不計較生活的一些方麵，相互砥礪，共同走向成功。許多知識分子家庭多是這樣。如科學家居裏夫婦，我國著名學者錢鍾書夫婦。
一種是“對立型”，一方有事業心，一方沉溺於個人生活，相互不理解，相互抵觸，逐步消磨了對事業的熱情，使人走向消沉。
至於雙方都無事業心，都沉醉在個人生活小圈子的家庭，就無討論的意義了。
第一種現象，是令我們羨慕的。第二種現象，不是我們所苛求的。而第三種現象，是一般人常遇到且需認真對待的。在生活中，好多人都有這種不協調，處在一種“永恒的掙紮”（勞倫斯語）中。有的人，本來很有才華，一旦組成家庭，就銷聲匿跡了。有的衝破阻力，卻給家庭帶來危機。有的在長久摩擦中去改變，卻把美好時光都錯過，由此而導致心理失衡，家庭失衡，社會失衡。這是令人歎息的。
我們在人生旅途上，注定要擔起家庭的重擔，要作出種種付出和犧牲，甚至影響到事業。有位作家曾遺憾地說：造物主造物的方法太不合理，把青春的位置放在生命過程的最前一段，使人生最寶貴的時光，折磨於生活重擔之下。倘若他有造人之權，要象蝴蝶蟲類那樣，幼蟲時期就作完各種可厭惡的營生工作。但這畢竟是一種想象，家庭是我們要承擔的社會責任的一部分，我們要以積極的態度去重視它。
我們應該把家庭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那就是建立家庭，要從中獲得什麼。恩格斯在談到愛的概念時候說，愛的第一個環節，就是我不能成為獨立的、孤立的人，我如果是這樣的人，就會覺得自己殘缺不全。至於第二個環節是，我在另一個人身上找到了自己，即獲得了他人對自己的承認，而另一個人反過來對我亦同。這是很精辟的分析，人在家庭中最根本的獲取是既要有愛的溫馨，又要有事業的力量，家庭在社會運行的軌道中，是我們小憩的港灣，是我們補充能源的加油站。衡量一個家庭在社會上有無地位，是否是社會肌體上富有生命力的細胞，不是看男女雙方為家庭貢獻多少，而是看這個家庭為社會貢獻多少，那些局限在個人利益小圈子裏的家庭，總是顯得黯淡無光。隻有靠智慧勤奮為社會做出貢獻的家庭才受到人們的尊敬。這樣的家庭中，夫妻關係是平等的，和諧的，相互依賴相互支持的。也正象一位哲學家說的那樣：“高尚的愛是兩個靈魂的息息相通。”這樣的家庭，才是社會穩定和發展的最活躍基因。
“我願意是廢墟……隻要我的愛人，是青春的常青藤，沿著我荒涼的額，親密地攀援上升。”讓更多的“常春藤”，沿著我們的額“攀援上升”吧！
家，那一方溫馨的天地
據說，對“家”字的一種解釋是：屋子裏住著一種動物。
這屋下，不管是“豕”也好，還是衍化為專指人的居所，家對每個人來說，都是那麼重要。未成年時，那是你“成蛹”的殼；待你放飛獨立撐起一個家，那是你生命的港灣。不管外麵的世界多精彩，倦鳥終要歸巢，你要回家享受那一片溫馨，承擔起那份責任……在中國，家的觀念是根深蒂固的。家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單元，也是政治製度的基礎，我們的祖宗把治家和治國看得同等重要，早就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語。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那麼，家就是國的縮影了。中國人之所以重視家，是由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體係決定的，它製約著人們的衣食住行。
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開放改革的大環境下，家的觀念也受到衝擊。不僅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在解體，連夫妻一孩的“三角形”家庭也經受各種考驗。在一些人眼裏，愛的吸引力似乎不如外麵的世界魅力大，對家的感情正在淡化，對家的依賴性逐漸減弱，有的竟感覺有了家，就象有一座大山壓在肩上。更有甚者，做出違反家庭倫理道德的事了。
應當說，造成這種現象主要原因就是責任心的喪失。兩個人一旦組成家庭，就產生了契約關係，不再是簡單的情愛，而是融進了強烈的責任感。生與死，痛苦與快樂，幸福與磨難，都寄付在家這隻小船上。如果兩個人有哪一個不同心用力去撐船，它都不會沿著正確的航向前進。一個人，你可以不要家庭，但不可以沒有責任感，有了家庭，責任感就更大。
組建了家庭，雙方就意味著要承擔起不可推倭的責任，就要對家庭成員負責，這是一個人逐漸走向成熟的標誌。一些問題雖然發生在家庭內，但都往往波及到社會，形成社會問題，那麼，人們承擔的就不僅僅是家庭責任，還要承擔社會責任了。這又回到孟子說的那句話上：“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男人就要更嚴格求之於自身。如果一身不能立，就無以言家，更無以言國了。另外，我們生活在大改革、大變化的年代，每個人的精神上、心理上都要承受來自各方麵的壓力，工作上的，工資上的，物價上的，人際關係上的，思想觀念上……人的感情變得很脆弱，人們更應珍惜夫妻之間的感情，珍惜家的溫情，夫妻攜手迎接各種挑戰。實際上一個人在外麵不管遇到什麼挫折，什麼苦惱，最能使之在精神上得以解脫的，不還是“家”嗎？
男人在外，你是否時刻都想著：家——那一方溫馨的天地……文論·詩歌·散文
讀書與作詩
我們說讀書與作詩有密切的關係，並不是像宋代一些詩人說的那樣：“詩句高勝，當從學問中來。”（宋·黃庭堅語）鑽進書本中去尋找素材。而是說通過多讀書，“以養其氣”一一提高思想修養和文學修養，借鑒寫作技巧。
青年詩人吳曉曾提出現代詩應與神話、史詩在全新意義上的融合。且不論這種提法對曆史反思的價值，就其內容上說，要想結合，必然先對神話、史詩有一定的了解。再則，從我國文學發展的源頭看，中國文學始於《詩經》也好，始於“卜辭文學”也罷，在內容和藝術手法上，都對當代文學有借鑒作用，不讀書何以知之呢？有人提出作家要“學者化”，就是要作家知識博一些。
豐富的知識能充實詩的內容，增進詩的深度力度。孫昕晨《過詩人墓》詩，曾這樣寫陳子昂：“抱頭哭過，仰天笑過／瘋狂地愛過，刻骨地恨過／倚劍咆哮過，撫膺歎息過／如今，靜靜地睡在這裏／幾百年風雨撩不動你苦吟的須髯。”
如果不通過讀書了解陳子昂的生平，怎能概括其生平與性格，怎能在立意上卓然標新呢？
多讀書對提高寫作技巧有裨益。古人說：“能觀千劍則曉劍”、“能讀千賦則善賦”的道理就在此。唐朝王勃《滕王閣序》中“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是公認的名句，其實在技巧上是借鑒了庚信《寫射賦》中“落花與芒蓋齊飛，楊柳共春天一色”。陳毅將軍《贈緬甸友人》詩：“我住江之頭，君住江之尾。彼此情無限，共飲一江水，”在藝術手法上也借鑒了李雲儀詩我住江之頭，君住江之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一江水。”因能熟記，隨手拈來，點鐵成金為新的意境。
清人李沂在《秋星閣詩話》中對讀書與作詩的關係概括很全麵：“讀書非為詩也，而寫詩不可不讀書。詩須識高，而非讀書則識不高；詩須力厚，而非讀書則力不厚；詩須學富，而非讀書則學不富。昔人謂子美詩無一字無來處，由讀書多也。故其詩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老自言其得力處。”
為詩者當以此鑒。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