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法
“法治”與“人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治世觀點，自古就有不同的爭議。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主張“人治”，即“賢人政治”，認為隻有哲學家才能把政治權力和聰明才智完善地結合起來，把國家治理好。他認為實行“人治”後，正義的執行應當是不要法律的。他的學生亞裏士多德則主張法治。他認為：第一，法律由眾人製定，眾人的判斷總比個人的判斷準確；第二，法律沒有感情，不會偏私。這也就是我國古人說的：“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和乎人心而已”《慎子·逸文》。第三，法律具有穩定性。第四，法律具有明確性。
在我國，有儒家的“人治”與法家的“法治”之爭。儒家主張“人治”，“為政在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而法家主張“法治”，認為決定國家命運的是法。“惟法為治”，“法者，國之權衡也。”而且提倡奉法守職，信賞必罰。“法廢則人得肆其情”，“用法公平則人無怨。”
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們看到，追求民主，實行法治，是文明的標誌，是曆史的進步。在追求和完善法製的過程中，有一個問題是不容忽視的，這就是執法者的素質影響著法治的權威性和社會的穩定。執法者枉法，法律就是蒼白無力的空文。不僅起不到穩定社會的目的，還會誘導助長社會不安定因素。“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慎子·逸文》。國外有“法律就象妓女”的說法指的就是這種現象。過去的開明皇帝也曾說“法者，非一人之法，而天下之法。”但一觸及到本階級集團的利益，統治者就要以權代法了。
真正的執法者，要一顆公心，兩肩正氣，時刻恪守“以法律為準繩”的信念。“吾心如秤，不為他人作短長。”這一點，宋代歐陽修父親的敬業精神當值得學習。據《宋史·歐陽修傳》記載：歐陽修幼年喪父，他母親經常用他父親的事跡對他進行教育。曾對他說：你父親做官時，經常在夜裏審理案卷，並且時常把正在審閱的案件撂下，歎起氣來。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看不下去還歎氣，他說：“這是判了死罪的案子，我從案卷中想給這個死囚找出一線生機。找來找去，卻總是找不到。”歐陽修的父親認為：“求是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就是讓死者死得心服口服，沒有一絲遺憾。有這種敬業精神，還會造成什麼冤假錯案嗎？
執法中還有一種難能可貴的品質就是執法不避親。春秋時的腹朜就是這樣的人。腹朜是墨家人，他恪守墨家的思想，奉公守法。一次，他兒子公然行凶殺人，秦惠王敬重腹朜的學識和人品，又憐惜他終生隻有這一個兒子。就對腹朜說：“先生的年齡已經很大了，又隻有這一個兒子，我已命司法官不殺他了。請先生在這件事上聽我的話。”腹朜回答：“按墨家的規矩，殺人者應判死罪，這是天下的公理。大王雖為我的兒子開恩，但我不能不奉行墨家的規矩。”於是親自殺了自己的兒子。這個故事雖然離我們很遠，但其現實意義卻離我們很近。尤其在人情溺心、關係網如織的環境中，更要提倡這種“法不遺愛”的精神。
“為治立其在我”。在執法中，執法人員的素質至關重要。從這一點說。當前造就一批高素質的執法人員隊伍，比立法普法更迫切。
“三公”幹部說
所謂“三公”幹部，是群眾的一種形象說法，他們要求農村基層幹部都能具備象愚公、包公、濟公那樣的品質。
象愚公，就是要作風踏實，不搞虛誇，多辦實事，任勞任怨地帶領廣大農民一步一個腳窩地致富；象包公，就是要秉公辦事，不徇私情，不拉關係，不搞封建宗族網，時時事事以廣大群眾利益為出發點；象濟公，就是要為群眾多辦好事，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幫群眾之所需，成為群眾的貼心人。
“三公”幹部之說，反映了廣大群眾一種樸實的願望。近幾年來，農村政治思想教育比較薄弱，加之一些幹部不注重思想修養，缺乏黨性原則，致使一些地方的幹群關係比較緊張。那裏的幹部往往是胸無大誌，沒有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藍圖，甘當“維持會長”；或耿耿於一己私利，上來撈一把，很少考慮為大多數人謀福；或浮在上麵，“說話三六九，行事風馬牛”，和群眾的關係是肝膽楚越；有的甚至大搞封建宗法家族網那一套，高高在上，大有“一人獨占一江秋”之勢。如此種種，怎能不和群眾離心離德呢？
廣大農村幹部是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在農村的具體執行者，他們的言行如何，直接影響到黨在農民中的威信。在這方麵，廣大農村幹部應向全國勞動模範呂鴻賓學習。呂鴻賓在農村奉獻幾十年如一日，時刻不忘維護黨的威信。他常說：“我做的事，隻要讓群眾說**好，我就滿意了”。他的話樸實而又深刻。如果我們的農村基層幹部都有這樣的思想水平和自覺性，何止是“三公”幹部的形象呢？
要珍惜個人聲譽
“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這首詩告戒我們：一個人在他的有生之時要珍惜自己的聲譽，不要因一時在思想上放鬆了自律而鑄成過錯，在個人曆史上留下不好的聲譽而抱憾終生。
聲名和榮譽，是一個人能力和成就的體現，是實現了人生價值的一種標誌。隻要你不是浪得虛名，它都能證明你個人的實力，證明你為心中的美好理想奮鬥過，證明你為社會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因而社會給你以承認。在生活中，我們不提倡把追求個人聲譽作為人生的奮鬥目標，但我們也不拒絕聲譽，因為在一個進步的社會裏，全社會都會脫帽向高尚的行為致敬的。要獲得好的聲譽，必須有正確的追求。正確追求的立足點就是為他，即把為社會謀事為人民謀福為己任，俄國文學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下過這樣的結論：人類其實隻有兩種人，一種是為了自己，哪怕為了一丁點利益也不惜犧牲全世界的人；一種是為了別人的利益可以犧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犧牲自己性命的人。這裏說的第一種人，把自己的立足點放在了為己上，凡事總是用吃虧與否來衡量，他們得到的是虛名浮利，隻能遭到世人的鄙棄；後一種人，就是我們身邊值得敬重的英雄們，孔繁森、李國安、徐虎……他們隻求奉獻，不求聲譽，聲譽卻不期然而至。人們善於用很高的社會道德標準來讚頌那些樂於奉獻的人，這是社會公正的選擇，也是人民愛憎情感的體現。
有正確的追求，要不斷拋棄虛妄的東西。無論是多高的榮譽，離開永恒的事業，都隻不過是一現的曇花。而追求知識、追求真理，給你生命帶來活力時，才可以給你帶來終身榮耀。荷蘭大哲學家斯賓諾沙認為：唯有堅決放棄財富、榮譽和感官快樂這些虛幻無謂的東西而全力追求真理，才是人生活的真正目標。“拋棄這三種東西，則我所放棄的必定是真正的惡，而我所獲得的必定是真正的善。”真正的善，必定是助動於社會，布澤於人民。
一個人得到了聲譽，當倍加珍惜，珍惜聲譽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如果一個人到了聲名狼籍、千夫所指的地步，也就宣布他生命的終結。珍惜聲譽，來不得半點矯飾，來不得半點虛偽。“君子置其身於光天化日之下，醜好在我，我無飾也；愛憎在人，我無與也。（明·呂坤《呻吟語》）在人的視野中是沒有什麼可以掩飾的，你不能把個人的意願強加於人，讓別人為你編織暈眼的花環。有的人可能蒙蔽一時，但蒙蔽不了永遠；蒙蔽一部分，但蒙蔽不了全部。人們理性的判斷會洞視到你的靈魂，你是光明磊落的人生抑或是扭曲的人生，必將昭然於天下。
“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詩經·小雅·鶴鳴》〉願我們每個人有崇高，有善美，由此而帶來的聲譽才是我們生命中最充實的一部分。
勤儉的美德不能丟
勤儉，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富庶、繁榮的法寶，也是一種社會道德標準，一種社會文明標誌。我們中華民族曆來重視勤儉的美德。《左傳》上說：“儉，德之共也。”意為節儉是最好的道德。宋代王安石以自身的治政體驗談到：“製俗以儉，其弊為奢。”意思是：以節儉來糾正民風，民風中最大的弊是奢侈。而象“曆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李商隱《詠史》〉，“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朱伯廬《治家格言》〉等為人熟知的格言警句，更時時告誡我們不要忘記勤儉的美德。
曆代有所作為的當政者都注意到以儉治國。唐太宗出巡山西，蒲州刺史趙元楷大肆鋪張迎駕，唐太宗斥責他此舉純屬“亡隋弊俗”，嚇得趙元楷“數日不食而卒。”農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更能以身行儉。洪武八年改造大內宮殿，他要求安全牢固即可，不追求華麗奇巧。他的“禦床”很普通，與中產人家的臥榻差不多，每日早膳，也隻用蔬菜。東晉大將軍陶侃，對浪費現象更是深惡痛絕。他一次到郊外遊賞，見一人手拿一把未成熟的稻穗，問道：“拔取這些東西幹什麼？”那人回答道：“在路上看見它，隨便拔一把罷了。”陶侃聽罷大怒道：“你不耕種土地也罷了，為什麼反倒糟蹋人家的稻穗！”令人毫不客氣地把他抓起來揍了一頓。由此可知，勤儉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內容之一。
勤儉從含義上說，包括兩方麵的內容：一是勤，二是儉。勤勞，是人類謀生的手段，也是創造物質財富最直接的方式，“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左傳》）人類靠勤勞創造財富，從而奠定人們的生活基礎，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進而安定人們的精神生活。勤勞也能培養一個民族堅韌不拔、奮發向上的精神。“勤”又離不開“儉”，儉能合理地、有效地使用勤勞所創造的財富，培養一個民族廉潔的風尚，保證一個民族生生不息地發展。試想，一個民族隻靠勤勞創造財富，而不靠節儉使用財富，任意揮霍浪費，那麼，有多少財富也不會滿足這種奢侈。這就是“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的道理，也正象曾國藩在家信中告誡家人那樣：“大富大貴也靠不住，惟勤儉二字可以持久。”曆史上西晉以大興豪奢之風而亡國的教訓是足令人心寒的。因而，我們決不能丟棄“勤”和“儉”這兩個足以使人類延續的法寶。
勤儉這種美德在我們身上理應得到發揚光大。但現實生活中，有悖於這種美德的事令人吃驚。僅就報紙公布的事實是：花費數百萬外彙進口的設備擱置不用，以致生鏽；無數件商品堆在倉庫無人認領；觚觥交錯中，又吃喝掉了多少勞動果實……那種節省一粒糧、一滴油、一度電的精神已被人們淡忘，甚至被譏笑為是“吝嗇”。揮霍浪費不被認為是可恥，反而被看作是富有的表現。這決不是開化，而是愚昧和倒退。照此下去，何談民族的振興和富強！
日本的經濟很發達，但國民中還普遍存在著“危機意識”，這可以使我們得到一些反思。我們的經濟很不發達，人民的生活水平還很低，應大力提倡勤儉的風尚。教育我們的每一代人珍惜自己的勞動成果，尊重他人的財富創造，使整個社會養成一種以勤儉為榮的美德！
“抬轎子”小議
“抬轎子”這個詞，最早是用於賭場之中，串聯一起欺騙他人錢財的人，稱之為“抬轎子”，受騙的人被稱為“坐轎子”。現在，在人際關係中，“抬轎子”一詞仍有所指的具體對象，那些靠不正當手段建立人際關係，善於吹吹拍拍阿諛奉迎的人，就是很好的“轎夫”。
這種人，本沒什麼事業心，也缺乏工作能力，隻能靠迎逢捧抬的手段，“拱默取容，以循一身之利。”（宋·包拯語）手段也有一些：或掩蓋某人的缺點，誇大優點，貌似恭維之至；或惺惺於某些人的需求，奉以“實惠”，貌似關心之至；或唯“勢利”行事，唯唯諾諾，貌似溫順之至。而上當者，總是那些愛虛榮的人，久而久之，忘乎所以，聽不進逆耳忠言，容不進民主風氣，和人民相隔絕。如果說賭場中“坐轎子”的人輸掉錢財，現實生活中願意“坐轎子”的人往往丟掉人格。
抬“轎子”的人，付出人格，往往什麼手段都使得出，唐朝郭弘霸，以阿諛奉迎的手段為武則天做事，當上了禦史，他的上司魏元忠生病，部下和同事都去看望，郭弘霸一個人最後去，主動請求看一看魏元忠的大小便，邊看邊用手指點來放在口裏嚐，以判斷病的輕重，嚐後很高興地說：“味甜就壞了，現在味苦，沒有多大問題了。”到了令人作嘔的地步，但魏元忠還是很討厭他的諂媚。
遇到願意接受抬舉的人，諂諛者往往還能得到好處。明朝朱元璋有一次微服出行，路遇彭友信，當時，正好雨過天晴，一道彩虹懸空，朱元璋隨口吟道：“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風和雨係天腰”？彭友信靈機一動，馬上和到：“玉皇昨夜鑾輿出，萬裏長空架彩橋。”拍得恰到好處，第二天便被封為布政史。
但是，遇到智者，抬轎子的人不會得到好的結果。三國時，孫權在陽羨縣當縣官，手下有個管帳薄的功曹叫周穀，為討好孫權，不惜通過改帳目的手段，滿足孫權愛花錢的需要。但孫權掌大權後，卻對這位善於迎逢的人不委之以重任。可見，靠“抬轎子”很難贏得真正信任，也許能得到一時榮耀，但難保終身。還是靠真才實學，才能體現出一個人的價值。
“迂”辨
人們常稱那些不合時俗的人為“迂”。社會關係學中也常用到這個詞，那些不受賂賄、不以權謀私、不見利忘義的人，常被稱為“迂”。
“迂”，書麵語也稱“迂闊”，實際是個似貶實褒的詞，大意是識見深遠，又與一些保守的消極的思想意識相抵的行為。迂，繞也；闊，遠也。有“迂”，才能繞開“人情”的糾葛；有“闊”，才能別於凡俗的偏見。不耿耿於謀私利，不碌碌於關係網，以創造更多的民眾利益為己任，這坦蕩胸懷，磊落行為，當然有礙於一些搞不正之風的人，難免被這些人以“迂”稱之了。
《能改齋漫錄》曾記一事：“神宗嚐問呂正獻公晦書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闊何！’呂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認之迂。孟軻大賢，時人謂之迂，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矣。願陛下更察之。”看來，雖聖人、賢人以及偉大的政治家也難免遭此譏彈。不過，這倒是他們之所以能成為偉人的優點。如果耿直、慮事深遠，不和世俗同流合汙便是“迂”的話，我們的事業需要這樣的迂者。
“贏者通吃”與決策失誤
1962年12月，赫魯曉夫以部長會議主席的身份，去中央展覽館參觀抽象派作品展覽。當他對作品橫加指責時，畫家恩斯特忍不住回敬一句：“你不是藝術家，也不懂美學，你對藝術一竊不通。”赫魯曉夫反駁到：“當我是個礦工的時候我不懂，當我在提升的各個階梯上的時候我不懂，我也不會懂。但是，我今天是部長會議主席，我是黨的領袖，難道我還不懂嗎？”
按著赫魯曉夫的邏輯，一個人在普通人時不懂的東西隨著職位的升遷，就自然而然地什麼都懂了。這種認為能力和水平隨著地位升遷而自然提高的看法，被稱為“贏者通吃”現象。譬如你在某個科研領域取得了一項科研成果，你有可能被委派到某個行政單位去當領導，似乎一種成功就能代表所有的成功。在領導階層，這種現象更為普遍。“一登龍門，身價十倍”，連說出的話也都是真理。有些領導好犯“下車伊始”的毛病，到了不懂的領域，不懂的行業，也要表態或作指示，以顯示領導的權威和領導存在的重要。殊不知，由於我們麵對的是不熟悉的事情，又沒作深人的調查研究，這樣輕率地一出口，碰到喜歡按領導意圖辦事的領導，往往就會造成決策的失誤。許多決策失誤的主要原因不外兩個：除了化公為私的**因素外，再就是不諳規律，把握不了事物本質而盲目拍板造成的，其教訓是深刻的。
應該看到，領導幹部隨著職位的升遷，他接觸事物的麵更廣了，處理複雜的事務更多了，獲取信息的渠道更順暢了，能力和水平必然相應地提高。但這並不等於你什麼都懂，什麼都行了。要知道，我們麵對的是一個十分複雜的改革開放環境，許多事物的未卜性、突發性、多變性使我們很難一時把握。據調查，縣處以上幹部具備科學判斷形勢能力的僅占41.9%，能夠應對複雜局麵能力的占64.7%。，足見我們領導幹部的能力和現實需求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另外，按客觀規律辦事，是我們辦成事、辦大事必須遵循的原則，《**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指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要“努力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於創造性”。我們對**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還研究得不深不透，有些幹部遇到深層次的問題和矛盾就束手無策，這都是能力不足的表現。
“贏者通吃”的現象，實際暴露了一些幹部自卑的一麵。本來是“內力”不足，為了撐住這官架子，於是不懂裝懂，指手劃腳，反倒露了餡。還不如虛下心，求教於智者能人，反倒不失為官風範。孔子的學生向他問農事的時候，孔子說，吾不如稼者。對於不懂的事，我們也不妨說：吾不如專家，吾不如學者！
有感於政府大院不設柵欄
中國一向是“官門深似海”，凡屬官辦之地，高牆壁壘，門衛凜然，百姓望而怯步，造成官民阻隔。這實屬官衙遺風。封建社會，下級要見上級往往還要靠金錢打通“閽人”這一關，更不用說百姓見官了，這也遺留下來一種百姓不願見官的心理。
社會主義民主製度的建立，在製度上消除了這種隔絕。但在一些機製不健全的地方，門難進、官難見現象依然存在。本來，政府是為人民辦事的機構，“公仆們”和人民群眾之間已形成一種“契約”關係（盧梭的這種“契約說”被馬克思吸納到自己的學說中）即人民用納稅錢雇你在那裏為人民辦事，你沒有任何權力和理由來回絕人民的要求。道理就這麼簡單，哪有人肯花錢雇別人淩駕於自己頭上呢（故“父母官”一說是對民主的褻瀆）？思想家們早已論證了這樣一個觀點：對契約的尊重是現代社會存在的根基。契約關係具備開放性、包容性、公正性、透明性和確定性的特點，這無疑有助於民主社會的規範和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我們的“契約”觀念遠沒有那樣深人人心，但宗旨教育常在耳畔迴想，“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也是我們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我們隻有和百姓距離拉近，把心貼近百姓，象**說的那樣，把人民的呼聲作為第一信號，把人民的需要作為第一選擇，把人民的利益作為第一考慮，把人民的滿意作為第一標準，才能贏得人民群眾的信賴。
市政府大院不設柵欄，看上去是一種“形式”上的東西，實則是一種開放的作風。既然是為人民辦事的機構，何必要用一道屏藩，把官民隔絕得那樣分明呢？據報載：被稱為“改革書記”的山西省長冶市委書記呂日周上任後的一項改革舉動就是拆除市政府圍牆，建開放型廣場，而且每個月有兩三次在廣場上舉辦政府和市民的對話。這當然是更深層意義上的“透明”了。其實，不設柵欄看似小事，恰恰展示了政府對自身形象的自信。一個好的社會環境，必須是政治上的公開，才能帶來經濟上的開放。
有感於“根據錄音整理”
近閱幾篇領導講話，皆注明“根據錄音整理”。
“根據錄音整理”，就意味著事先未經秘書準備，領導即席發表的講話。凡這類講話，最能體現領導者的素質和水平。它要求領導者必須具備：其一，思維清晰。該講幾個問題，哪個部分是重點，一個問題在闡述時分幾點，都必須有明確的思路，否則，就會犯表述不清，重複冗遝的毛病，給人的印象是，這個領導思維不清晰。其二，對講話的環境、對象必須清楚。也即他們需要什麼或應該讓他們知道什麼，這樣才更有針對性，才能抓住聽者的心理。這其實是要求領導者對自己分管的工作必須熟悉。既要充分了解下情，還要巧妙地和“上情”(領導意圖或政策）結合。該引用哪些事例、數據來說明，做到心中有數。其中列舉數據尤為重要。我們雖不能做到象**總理那樣具備“計算機”般的記數據能力，但對工作中的基本數據是必須掌握的。它體現一名領導幹部嚴謹慎密的工作作風。其三，要具備簡潔表達的能力。即席講話最忌信口開河，漫無邊際，不切主題。即席講話都有準備不充分的心理，內容最好相對集中些。不要這也重要，那也重要。最宜用簡潔的語言把問題點到即收。至於說某個問題具有非常的重要性，可用正式文件闡述。對講話中涉及到的政策性強的事情，或前瞻性的預測，一時很難把握準，但又需透露一些信息給群眾的，領導尤需慎言。信口開河而又把握不準，容易犯導向性錯誤。至於應酬式的講話、套話式的講話，最好不講。不講至少可保持一種“深沉”，講了反倒影響威信。
即席講話能力是領導幹部綜合能力的體現。我們的一些幹部缺乏這一基本素質，有的領導連會議主持詞、致酒詞甚至述職報告都由秘書寫，長此以往養成的依賴性，豈不連思維都要僵化。一名幹部個人勤動手（哪怕寫個提綱）對提高思維能力和綜合能力是大有裨益的。在逐步深化的政治體製改革中，一些地方出台了取消秘書（如四川省綿陽市）或減少秘書的舉措。據悉：**同誌在西柏坡發表的關於發揚艱苦奮鬥作風的講話就是一篇脫稿講話。這無疑都是一縷縷清風，帶來幹部隊伍作風建設的新氣象。
何不借此“清風”，抓住“即席講話”的機會，弘揚領導者的個性，展現領導者的才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