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談隨筆
少宜積勤老而不悔
青少年時期是人生的重要階段，是為以後從事某項事業奠定基礎、蘊蓄才能的黃金時代。品文吧它往往決定人的整個生活道路。但這個時期又最容易受到忽視，一般人還不能從更高的認識出發，對自己有一個終身的設計，使自己有規律、有目的地學習和生活，以至到老仍碌碌無成。這是很值得人們作一番深思的。
《法藏碎金》一書中曾揭示過這種現象：“世間人中年二顛倒者，十有七八，其一，少而當勤，以圖身計，而反自放逸，老而無成。故古人有詩雲：‘少年輕歲月，不能早謀身。晚歲成無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役，老而彌苦。故古人有詩雲：：“可憐**十，齒墮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惟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尚少，何況深妙之事乎？”〔見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五）這段話的個別含意雖不無糟粕，但總的看，還是有其深刻的哲理。它告訴我們：青少年時期要勤奮，早謀終身大計，以避免“老大徒傷悲”。在這方麵，古人的許多經曆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如孔子曾說吾十有五而誌於學……《論語·為政篇》可見孔子能較早有目的地去學習了。他還認為：“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論語·子罕》〕肯定了年輕時奮發大有可為，而到了四、五十歲無所成就，便沒有多大作為了。南宋詩人陸遊在《家訓》中告誡子孫說：“人生才固有限，然世人多不能克盡其實，至老必抱遺恨。吾雖不才，然亦人也。人未四十，未可著書；過四十又精力日衰，忽便衰老。子孫以吾為戒可也。”（明·葉盛《水東日記》卷十五）象陸遊這樣偉大詩人，一生勤奮寫作，給後人留下九千三百多首詩，但還抱憾自己終身沒有把才能發揮盡，而告誡後人趁未衰之年發奮有所為。實際上，就人的才能而言，一般人都有許多潛力埋藏著，青少年時期的努力，就是最好的發掘。如果青少年時期是一個空白，單靠中成年以後去做，從時間和效果上來看，都是才能以至生命的最大浪費。
“勸子且秉燭，為駐好春過”，青少年應珍惜大好時光，及早為自己設計一條成才之路。在這條路上，歐陽修說的“積勤宜少時”可作為我們的最低起點。
“難得糊塗”辨
(一）
“難得糊塗”不是**人的處世哲學，也為具有上進心的人所不齒。
社會上有那麼一些人，看到生活中存在著陰暗麵，又感到無力改變，就采取消極避世的態度，抱怨多於作為，自以為看破紅塵，清高自己，甚至有“寧饑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的想法，把“難得糊塗”作為處事信條，悲天憐人，無所作為，在得過且過中打發日子。如此思行，於己於人於事都是無益的。
產生這種消極觀念的原因除客觀上存在著醜惡的不足外，也與人的主觀修養有關。一是期望過高。“俟河之清”固然是每個人的良好願望，但不能超越曆史階段的發展，尤其當曆史處於轉變時期，大浪淘沙，濁泥也必然同大浪一起泛起，一個人要隨改革大潮前進，不要隨泥沙俱下。其次，缺乏遠大的目光，看不清曆史發展的主流，隻看到潮流中的旋渦，從而缺乏信心。另則，缺乏鬥誌，不善於處理正反兩方麵對立的矛盾。他們把握不了自己在現實生活中應吸取什麼，應抵製什麼，思想的消化力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因此，某些願望一得不到實現，就悲觀，就跑到“難得糊塗”的盾牌後麵躲起來，以為這是最好的防禦，實際成了消極事物的俘虜。
“難得糊塗”的人還常常表現出一種思維混亂。正象奧地利著名哲學家維特根斯坦對哲學的一段驚人評述那樣：“一個人陷人哲學的混亂，就象一個人在房間裏想要出去又不知道怎麼辦一樣。他試著從窗子出去，但是窗子太高；他試著從煙囪裏出去，但是煙囪太窄。然而隻要他一轉過身來，他就會看見房門一直是開著的”。難得糊塗的人就是找不到房門的人，當他們一旦找到房門走出屋子，就會看到外麵陽光燦爛的世界。
魯迅先生說：“不平還是改造的引線，但必須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世界，萬不可常是不平。至於憤恨卻幾乎全無用處”。我們還是多從自身做起，多承擔些社會責任，用自己的言行影響周圍的人，和大家一起推動社會前進。
(二）
有些人掛上“難得糊塗”的招牌，卻領略不到板橋先生的胸懷和境界，因而也曲解了“難得糊塗”的真意。
板橋老人富有正義感，同情心，他的“難得糊塗”中正包含著一種正直感和愛民心，那就是對官場上的黑暗鄙睨之，而對關係到民生利益的事，卻毫不含糊。乾隆十一年，黃河泛濫，饑民號天，他為民作主，開倉濟賑，以至被罷了官。他晚年“關心民瘼尤堪慰”，他曾說“歎老嗟卑，是一身一家之事；憂國擾民，是天地萬物之事”。對憂國憂民的大事，他何曾有過糊塗！要說糊塗，他是對一家一身之事不計較。正如他自己而說：“大事不可糊塗，小事不可不糊塗，若小事不糊塗，則大事必至糊塗矣！”
(三）
其實，縱觀曆史上，又有哪個有建樹的人甘心糊塗呢？
宋朝宰相呂端，是被唐太宗稱為“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的人。小事糊塗，是指他不計較個人得失，但又不失大節。他曾說：“吾直道而行，無所畏懼，風波之言不足慮”。對那些流言蜚語，還是糊塗點好。清朝雍正年間進士尹望山，曾問手下人：“諸公平日最怕何物？”屬下有雲怕蛇蠍的，有雲怕虎狼的，而尹望山卻說：“這些我都不怕，隻怕糊塗人。”看來，當政者絕不喜歡他手下人糊塗。
由此可知，糊塗——消極避世，是最不可取的。有這種思想的人應仔細玩味一下屈原和漁父的一段對語。屈原被疏，披發行吟於澤畔。漁父問他何以致此。屈原回答說：‘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警示他說：“夫聖人不滯於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汨其泥，眾人皆醉，何不哺其糟歠其醨（吃普通的食物飲薄酒）。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為”。漁父又作歌唱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真正有頭腦、有作為的人是不會放任自我的，他要做“揚其波汨其泥”的工作，這才於己於人於世都有益。
正義——可貴的人格
寫下“正義”二字，不由得想起梁淑冥先生的兩件事。
一件是在文化大革命初，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投身太平湖後，第一個到湖邊憑吊的是他。
另一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期，正是**、**施虐盛時，有關部門組織政協十餘名委員討論”憲法草案”，提出修改意見，實際不過是走走形式而已。表態時，大家一致說“憲草”好，而梁淑冥又犯了敢言直言的“老病”，發言提出：第一，憲法的產生是為限製個人太大的權力，而在“憲草”中寫上個人的名字，包括**為接班人，此作法不甚妥當；第二，國家主席不可不設，而“憲草”中偏偏無國家主席這一條，不知為何？當時語驚四座，在場的人都為他捏了一把汗，後來得到周總理的保護，梁先生才在這件事上幸免於難。
這是一個富有正義感人的所為。“人格中最有力量的東西便是正義感。”正義，是完善人格必備的素質，也是中華民族精神中最寶貴的品德。“君子之任也，行其義也”。（子路語）義，就是應當履行的道德義務，靠什麼來保證這道德義務得以實施呢？靠的是正義的人格。如果沒有這個“義”含在其中，就沒有正確的行為準則，也就無從履行道德義務。孟子提出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其核心要求也是表現正義。隻有這樣，“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才能形成一種浩然正氣和愛國主義情操，才能為民族、為事業、為真理而奮鬥堅貞不渝，義無反顧。做不到這樣，就導致人格的淪喪，就會成為媚世的懦夫。這種人的出現，隻會給社會帶來不公正。
正義者，其行為光明磊落，昭然於世。
正義者，不媚權貴，不屈從於勢力，保持完全獨立的人格不受到玷汙。明朝名臣文征明是這樣的人。據《玉堂叢書》記；“衡山（文征明）待詔素不下河拜客，嚴介溪（嚴嵩）語顧東橋曰：不拜他人猶可，餘過蘇，也不答拜？東橋答曰：此所以為衡山也。若不拜他人，隻拜介溪，成為文衡山乎！”好一個有獨立個性的文征明，任你有多大權勢，也不折節屈從。“悅大人則渺視之，勿視其巍巍然！”
正義者，當別人受擠壓、處於落魄時，不昧於偏識，不諳於是非，不隨世事涼炎待人，敢於挺身而出，言別人所不敢言。南宋愛國主義詩人陸遊是這樣的人。當南宋革新派的領導者朱熹在和韓宅胄的對立中遭到壓抑迫害，許多人都和他脫離了關係，死後連追悼會都不許開。陸遊卻挺身而出，寫下《祭朱元晦侍講文》。雖短短二十五字，卻表達他的真情：
“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髦，神往形留，公歿不亡，尚其來饗。”
他勇敢地肯定朱熹人雖死了，但卻把精神留給了後世。
正義者，不會用不正當手段為自己謀私利。“不義且富貴，於我如浮雲。”至始至終，會保持清正廉潔的品質，鍾況是這樣的人。他連續十三年任蘇州知府，而靖安老家未見增一分地添一片瓦。他曾作詩誡兒女：“膏腴竟作兒孫累，珠寶還為妻女瑕。”他如果不保持自身清正廉潔，就無法打擊強豪，懲治貪官汙吏，無法為人民伸張正義。他死後，整個蘇州城罷市，府屬七縣成千上萬百姓哭奠他。正是因為他能為百姓主持正義而贏得了民心。
正義者，敢於講真話，同邪惡勢力鬥爭，不怕坐牢，不怕殺頭。馬寅初是這樣的人。解放前夕，他在一次公開講演時，指責蔣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在中央大學講演，又一次斥責“神聖不可侵犯的委員長”，以至被捕人獄。文化大革命中，他因“新人口論”而被誣蔑為“中國的馬爾薩斯”，橫遭迫害。但他未因此而改變自已的觀點，堅持真理，在所不辭。
正義者，實事求是，不唯上，不唯親，不違心，隻唯真理。田家英是這樣的人。他在整理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講話時，為了保護可能遭傷害的同誌，毅然刪去了《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等涉及彭德懷的內容，使自己背上了“篡改**著作”的罪名。
正義者，他的心永遠和人民聯在一起，敢於替人民說話。彭德懷是這樣的人。他的《萬言書》和催人淚下的《故鄉行》：“穀撤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我為人民鼓與呼！”流露的是一片為民分憂的摯情。
“廩然相對敢相欺，直幹臨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隻有蟄龍知”。蘇軾這首詩是以檜樹來比喻和讚揚人的正直。一個人要想立身於世，必須有正義的寶貴品質。富有正義感，才能表現出崇高的理想意向，才能求真、向善、愛美。
“主持正義者，必有大放異彩之日。”
墓誌銘的啟示
墓誌銘，是古人記述生平傳略，留名後世的一種誄文。思想境界不同的人對這種身後名的態度也不同。唐代有位叫呂溫的人，他的祖父、父親都有盛名，官位很高，他家有一條規距就是“碑誌不假於人，皆子孫自撰”，原因就是“欲傳慶善於後嗣，儆文字之荒墜。”宋代大詩人陸遊，對墓誌銘的態度是“自記平生大略”授與子孫，“溢美以誣後世，豈吾誌哉！”不願以不實之辭誑後世人。這都是“和氏之璧不飾以五彩”的行為，自身磊落，不浮名於身後。
墓誌銘多請人作。也有不願為人作“溢美”之辭的和不得已為人作銘的。元朝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中講到有位叫胡汲仲老先生的事。當時有位羅司徒奉鈔百錠，請胡仲汲為其父作墓銘，先生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邪！”當時他家正缺糧，兒子和朋友都勸他接受，但他堅決卻之，表現出他“剛介有節”的品格。而唐代大文學家韓愈，是一個有時不得已委心為人作銘的人。韓愈在中國文學的發展中，有“文起八代之衰”的地位，他的散文、詩、賦都有很大成就。他一生中，也應人之邀寫過許多墓誌銘，有時是違心地吹捧死人，以致有“諛墓”之譏。據說有個叫劉叉的人，曾公然拿走韓愈為人作墓誌銘所得的酬金數斤而去，還說：“這是阿諛墓中死人得來的錢，不如給我姓劉的祝壽吧！”韓愈本人對這類事也感到厭惡。他曾說過“大好則大慚，小好則小慚”的話，就是每受到讚揚時他反而感到慚愧。
盡管韓愈為很多人作銘，但真正象柳宗元那樣為後人稱道的有幾個呢？有的人不用說經不起曆史的淘汰，恐怕連一時的聲名也難維持。而真正有實績的人，何需靠別人的吹捧呢？宋朝以詩並稱的“蘇黃”之間有這樣的軼事：有一次，蘇軾在孫莘老處，看到黃庭堅寫的詩，蘇軾“聳然異之，以為非今世之人也。”當孫莘老告訴他黃庭堅其人後，要東坡為之揚名。東坡說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為！”可見，一個有真才實學的人，隻要腳踏實地地去做，努力充實自己，盡管有時不被人理解，但終有大放異彩之日。
俄國詩人普希金說自己用詩為自己建造了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碑。我們每個人都應樹一座人生的紀念碑，建造者應是自己，而不是靠別人。
陸遊《家訓》的啟示
讀明朝葉盛的《水東日記》，內載陸遊《家訓》一篇，頗受益。擇其要意，與識者共賞。
陸遊是宋代著名詩人，他一生寫下了近萬首詩，愛國愛民之心溢於詩句。同時，他又是一個正直、有高風亮節的人。從《家訓》中略知一二。
陸遊在《家訓》中說：“墓有銘，非古也。吾已自記平生大略以授汝等，慰子孫之心，如是足矣。溢美以誣後世，豈吾誌哉！”
“溢美以誣後世，豈吾誌哉！”何等磊落的胸懷。古時稍有地位名望的人，平生本沒有多大建樹，但晚年卻用重金請人寫下碑銘誄文之類，以求留名後世。唐朝大文學家韓愈就沒少幹這難為情的事，以致被人譏為“墓諛”。而陸遊一反古人這種世俗鄙念，不以不實的美名欺騙後世。為防止“溢美”，他還親自撰寫了平生大略，留給後人一個實實在在的自我，也昭然於後世一種淡泊名利的高風亮節。
“人生才固有限，然世人多不能克盡其實，至老必抱遺恨。吾雖不才，然亦一人也。人未四十，未可著書，過四十又精力日衰，忽變衰老，子孫以吾為戒可也。”
這是一段勸人及早奮發的話。在每個人的身上，都有潛在的才能有待開發。開發才能，最好在青年時打下堅實的基礎，趁著精力旺盛，多積累知識，充實自己，一且錯過這個黃金階段，隻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生活中有好多人都不能“克盡其實”，重要的原因是在青春時期把寶貴的時光荒廢了，直到後半生才有所醒悟。雖可“補乏桑榆”，但也畢竟是“時過境遷”了。象陸遊這樣勤奮的作家也有這樣的感歎，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我們應當把握住青春大好時機，以避免“老大徒傷”。
“子孫才分有限，無之如何，然不可不使讀書。”這是陸遊以切身的體驗認識到讀書對人進步的作用。陸遊出身詩書世家。其父陸宰是個十分喜愛讀書藏書的人，“收書之富，獨稱江浙”，皇帝曾有詔到他家求遺書一萬三千卷。陸宰到老後，“嗜書之心，固未衰也。”這無疑對陸遊有很大影響。陸遊可以說一生都在書的陪伴下生活。“萬卷古今消永晝，一窗昏曉送流年”（《題老學庵壁》）“讀書四更燈欲盡，胸中太華盤千仞”，（《讀書》）“近村遠村雞續鳴，大星已高天未明。床頭瓦檠燈煜燴，老夫凍坐書縱橫”。（《五更讀書示子》）這都是他讀書生活的寫照。特別到暮年，嗜書到了如醉如癡的地步。他曾作《書巢記》，生動地刻劃自己的生活：“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吾室之內，或棲於櫝，或陳於前，或枕籍於床，俯仰回顧，無非書肆。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悲憂憤歎，未嚐不與書俱……”。隻有全身心投人書中，才解除他的憂愁，豐富他的知識，使他人生境界更臻於完善，成為一名受後人景仰的著名愛國主義詩人。
陸遊這篇《家訓》，是他人格的寫照，也是我們民族奮發向上精神的寫照，當作為一份寶貴的遺產，藏之於我們的精神世界。
向曹家父子學點進取精神
對曹操父子在曆史上的功績和作用，人們褒貶不一。不過，有一點是人們共同稱道的，那就是曹家父子都有“戮力上國，流惠下澤，建永世之業、流石之功”（曹植語）的抱負的。他們的進取精神至今仍給我們啟示和教育。
讀曹操《讓縣自明本誌令》，乃見其年輕時就有才誌：“好作政教，以建立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忤者常侍。”他不甘心埋沒自己，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樹。他為官清正，積極推行一些改革。壯年更有為國獻身之心，“後征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誌也。”為國家建功立業死也甘心。到老年，仍有“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雄心。
曹丕也很有雄心大誌。他認為人生一世應給後人留點什麼。他曾說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與王朗書》）他立德揚名，並非為圖虛名，而是不甘心虛耗自己的生命。他說：“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以攀援。《與吳質書》他最痛恨那些胸無大誌，敷衍於世的人。他指責那些遇到困難就退縮，條件舒適隻圖安逸，一天到晚蠅營狗苟，枉負人生良機，最後隻能隨“萬物遷化”的人。“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於萬物遷化，斯誌士之大痛也。”《典論·論文》〉因此，他很珍惜時間，“夫然則古人賤尺壁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典論·論文》〉他到了晚年，雄心還是未減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乃至通夜不瞑，誌意何時複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與吳質書》認為自己還有能力恢複年輕時的誌向。正因為這樣，他不僅建立了功業，還寫下了不朽的文學批評專論《典論·論文》。
曹植雖經“飄搖周八澤，連翩曆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的生活，卻從未忘報國立功。“閑居非吾誌，甘心赴國憂。”《雜詩》他在文帝、明帝時，備受猜忌，鬱鬱不得誌。“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寧願“積危蹈險，馳舟奮驪”，戰死在沙場，也不願做“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的人。
曹家父子的進取精神是可嘉可敬的，我們應繼承這種進取精神，為昂揚奮發的人生注人一點動力。
“出世”的精神
一個做大事的人，要具備宗教那種“出世”的精神。
“出世”的精神，其一，是不被世俗所沉溺。
“瀟灑不粘泥，便於天無二”。（清·王船山《示侄孫生蕃》灑脫不染俗氣，便是頂天立地的男兒。世俗的東西，是溺人的陷阱。“習氣薰人，不醪而醉。”一個人掉進去，不是小市民，就是既得利益者，與英雄相去甚遠。一個人沉溺在卿卿我我中，或雞毛小利中，還能幹什麼大事業嗎？
其二，象唐玄突取經那樣，要有獻身的精神。
獻身的精神，就是認準目標，無論前麵布滿荊棘，還是萬丈深淵，都一往無前。隻要對人民、對社會有利，就不計較代價。什麼名利、地位，乃至生命，都在所不惜。這樣的人，留下的必定是精神的永恒。這樣的人，是高加索山上的普羅米修斯，是煉獄裏的一把火，是化作青泥護花的落紅。
其三，做事要有虔誠的態度。
虔誠的態度，就是一心一意地去做事。不因為別人說了什麼，就放棄信念。虔誠的態度，就是有始有終，不傍馳別騖，不瞻前顧後，不事事兼顧。如果方方麵麵都想兼顧，正象魯迅所說：麵麵俱到，什麼事情也做不成。
其四，要有堅韌不拔的恒勁。
人做事，往往功虧於一簣者多。見難知退，是很多人的通病。殊不知，最後的勝利，就在那堅持，再堅持。詩歌大師裏爾克曾說：“有何勝利而言，挺住就是一切。”沒有持之以恒的精神，一生都可能一事無成。
一個人有“出世”的精神，就會有獨立挺拔的性格。這樣的人，是高尚的人。高尚的人，生活中不會有唯利是圖的短見，眼看的是人類前途的光環，心想的是人間正義的大道，實踐的是生命的真正價值。他在生活的道路上，是戰士，是拓荒牛，是埋葬世俗、瑣猥、腐朽的掘墓人。
“恵而不知為政”論
春秋時，鄭國的執政大夫子產經常用自己乘坐的車子幫老百姓過河，被孟子嗤之以鼻，說他的做法是“惠而不知為政”。孟子的高論是，如果能修成一座走人行車的橋，百姓就不會為過河的問題而苦惱了。
在這裏，我們無法討論事情發生的更複雜的背景，究竟是子產做得不對，還是孟子指責的不對。子產做為一代名相這樣做，自有他的理由。子產在鄭國施政第一年，很多人抵觸，民間流傳一首歌謠：“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但到第三年，歌謠變了：“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亡。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老百姓從恨子產，到擔心失去子產這樣的人。又如他的不毀鄉校，讓百姓集於此，“以論執政”，子產從中擇“其善吾則行之，其所惡吾則改之。”這些政績都說明他是一位優秀的管理者，我們有理由相信，他不會整天幹一些小恩小惠的事而放大政不管，孟子也不會見其一偏而否其全麵。孟子隻是不屑於這些小手段，告誡為政的人要做些大事。
那麼，“惠”與“為政”究竟是什麼關係呢？
很顯然，“惠而不知為政”這一結論是對的。作為一個執政者，你隻幹一些小恩小惠的事，似乎對百姓很關心，但對關係百姓根本利益的大政之事卻說不出一二，這樣為官，在哪一個時代都不會受歡迎。因為他隻是一個會做表麵文章的庸官。這樣的官，官位越高，危害越大。作為一個領導者，最基本的一個素質就是要胸有大略，拿出大政方針和主張，至於如何去實施，那是你如何調動下屬積極性的事，不一定要你躬身去做。現在我們一些部門的工作，具體的方麵做得都很細，但總體方麵總是沒有突破，這就是小打小鬧、小修小補戰略的結果。我們的一些幹部隻會幫老百姓“過渡”，卻不懂得“修橋”，這如何能適應改革的需要呢？
這個問題說到底，還是個能力問題，一個領導者缺乏遠見卓識，隻會在小圈子裏打主意，是工作能力低下的表現。卓識來自哪裏，來自對政策的理解，來自對工作對象的熟知，來自對信息的掌握，來自對下屬智慧的集成。一個領導者不願在這些方麵下功夫，換洗頭腦，那他永遠處於劣勢，不僅不是生產力發展的動力，反而是發展生產力的包袱，其可悲歟！
話又說回來，惠而與民的事不是不可做，尤其是在沒有能力“修橋”前，能做些幫百姓“渡河”的好事，也總比無所事事強。但切不要撿了芝麻，丟了西瓜。既能為大政，又能施小惠，老百姓能不舉雙手歡迎嗎？
安民則惠
一個愛民的好官，就要時刻把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計較個人的得失、地位甚至身心性命。
想起了幾則曆史故事：
唐代何易於任益昌縣令時，他的上司川郡刺史崔樸在明媚春天裏，攜帶眾多的賓客遊玩，當船行至益昌縣境內時，崔樸派人傳縣令遣民拉纖。何易於得知傳令，立即把“朝板”插在腰間為崔樸拉船。當崔樸發現拉纖的竟是縣令時，驚訝地問，縣令為何如此？何易於拱手答到：“正值春時，百姓不是忙著種田，便是忙著養蠶，我正好無甚大事，可以充當這一差役”。崔樸和乘客聽後，麵帶愧色跳出船艙乘馬返回。
乾隆時，一次皇帝要到南方巡視，黃廷桂任兩江總督，規嚴威重，對皇帝途中的需求都是說了就要置辦好，下級官吏誠惶誠恐，不敢怠慢。當時丹徒知縣熊某，會同黃廷桂開辟街道。熊知縣不忍毀壞百姓的墳墓，禦道繞了一裏多路。黃廷桂知道後很生氣，說皇帝車駕所經過的路不走直道，是對皇帝大不敬，如不馬上改直道就要殺頭。熊知縣對他說：“難道皇上駕前有人拿著指南針，從北京到丹徒一個彎也不轉嗎？況且，皇上不是秦始皇，如果聽說為了禦道有掘墳墓曬屍骨的事必然要動怒，那時擔當罪名的是你而不是我。幸而皇上不知道，你難道就沒有惻隱之心嗎？”在場的道員、知府都嚇得不得了，拉熊知縣的衣服叫他快向黃廷桂認錯，熊知縣大聲說：“參我的官罷了，還能殺我嗎？”黃廷桂拿他沒辦法，禦道也終於沒有改。
何易於、熊知縣都是關心維護百姓利益的好官。為了百姓的利益，可以放下官架子，替百姓出力流汗。也可以置生死不顧，挺身抗命。他們都把百姓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在明代，也有這樣一個勤政愛民的好官，他就是方克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