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女性的身分走出後宮，君臨天下，成為大唐王朝的實際統治者後改朝換代，武則天的所作所為令所有人瞠目結舌。在男權社會中，她的行為是“離經叛道”的，但她的做法也是許多男子望塵莫及的。她的功績被載入史冊，她的過錯也被世人銘記，因此， 她留給後人一座無字的豐碑，將對自己的評判權留給所有的天下人，也留給曆史的後來人。
巾幗不讓須眉有很多方式，比如才藝絕倫或智巧令人驚歎，亦有以權謀及其實踐之果敢令男子汗顏者穿過曆史的煙塵，至今為人言說，成為影視作品多次演繹的主角。
傳統的封建中國是男權社會，女人是依附於父權、夫權的被支配者，其中具主導能力者大抵通過男性實現自己的理想生活，但曆史不乏偶然和例外，女人在封建中國稱帝並非絕無，稱帝且智慧、能力與勇氣如武則天者尤其令人驚歎。
盛唐的無字評說以權力構成現實的支撐，在這個意義上，女人之依附男人的合理性值得質疑。
出身於木材商人家庭的武則天14歲入宮，正值豆蔻年華，最初的名分是才人。
據說離家進宮的時候，她的母親涕淚悲泣，武則天覺得此舉無益，進宮才有脫穎而出的機會，這種躍躍欲試的勁頭頗不似賈元春為那“見不得人的去處”所悲。
當時女人入宮的最高目標是成為皇後，若以傳統的方式，必經漫長路途，且勝算無幾，半途而廢甚至身敗名裂者數不勝數。才人、妃嬪、婕妤者與皇帝直接接觸的機會並不多，更何況，唐太宗是千古明君，平時日理萬機，有太多的奏章要批閱，有太多的事情要安排，兩人的直接接觸屈指可數。
武則天入宮被賜名“武媚”，媚者，可愛也。盡管武媚曾以對付烈馬的態度讓太宗一驚，但李世民欣賞其容顏而絕非權術，況且他已至暮年，這頗讓這個有政治抱負的女子憂慮，好在皇子李治“常得侍從”，接觸到很有魅力的武才人，武才人隱隱覺得李治前途可觀，兩人傳情相思，漸漸越過雷池。
太宗死後，武則天與很多沒有生育過的女人同被送到感業寺當尼姑，她沒有興趣當尼姑，伺機回宮有所作為，懂得權術而善於操控的她給李治的情詩感人：“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為憶君。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李治也沒有忘記這個大自己四歲的女人，為此常來感業寺，“武氏泣，上亦泣”。
讓武媚回宮隻是一種想法，要成為現實要等待時機，真正給武則天提供機會的是王皇後。李治當時正寵愛蕭淑妃，王皇後意在為蕭淑妃樹立強敵，而武則天也很能取悅王皇後，這樣，武則天三年後被召入宮拜為昭儀。
這是王皇後為自己釀造苦酒的開始，事態沒有按她設想的方式展開，通過幾個回合的較量，李治打算立武則天為後，此願引來很多議論，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以武媚出身不好而反對，且太宗有言，李治與王皇後乃“佳兒佳婦”， 李義府、許敬宗等則投高宗所好而讚成，其他人認為此乃皇帝家事，不必征求外人意見。
結果是武則天通過殺死女兒嫁禍王皇後，使高宗頒詔廢後，以武則天代之。多智謀的武則天開始如魚得水，此後，王皇後、蕭淑妃、長孫無忌、褚遂良等結局悲慘。
由於李治體弱多病，“通文史，多權謀”的武則天有了施展政治才華的可能，“百司奏事，時時令後決之”，李治患病目不能視之後，更是“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宮中稱他們倆為“二聖”，皇後與皇帝平起平坐了。
武則天會用人，能操縱李義府、許敬宗、索元禮、來俊臣，也能駕馭狄仁傑、李昭德、姚崇、宋及張柬之。
李治駕崩之後，按說應由太子繼位，但武則天不放棄手中的權力。
在李治四個兒子中有三個當過太子，李弘在“禦醫無策”之後病逝了；李賢因“謀反”而被廢為“庶人”；李顯則窩囊得如阿鬥，最後被想當女皇和皇太女的妻子韋後和女兒安樂公主送上西天；唯有聰明的李旦汲取經驗，幹脆避不上朝，武則天遂專國柄且威勢日重。
之所以說武則天出身不好，不僅因為她父親是木材商人，還因為武氏並非大姓氏。武則天為此修改《氏族誌》，原來不能列入其中的武氏在新著《姓氏錄》中被定為第一等。
掌握政治權力有很多辦法，比如“垂簾聽政”，但武後打算采取稱帝的方式，這條道路並不平坦，不僅有內部勢力反對，還有人公然反對。
在武則天意欲稱帝的過程中，很多元老重臣或被貶或被誅，李唐宗室諸王也多以謀反罪遭到屠戮。因武則天授意，沙門法明適時地進奉《大雲經》，借佛祖告淨光天女之語影射武則天是彌勒佛降世，應當以女身統治國土，代唐為閻浮提主，武則天此後改東都洛陽為神都，在“上尊天示”、“順從眾議”聲中稱帝。
成功運作這場政治變革後，武則天展開了剔除可能對其統治不利的恐怖活動，鼓勵並將告密合法化，規定任何人不能阻擋告密者，而告密者的費用由政府負擔，即使告錯了也不反坐。
卑鄙可能是卑鄙者的通行證，很多殘忍的酷吏有了用武之地，武則天知道此舉可能製造冤假錯案，但不會逃脫漏網之魚，能使有謀反之意者落網足矣。或因此，王夫之評價武則天曰：“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
據林語堂統計，武則天謀殺過93人，其中包括她的親人23人。利用酷吏之後，她又陸續結束了酷吏們的使命，繼而破格任用有能力的人才，社會經濟逐漸得到發展，政權穩定之後，武則天變得非常寬容。漸有“古賢王之風”，一切都按部就班地運轉，在阻止和支撐她當政的對比中，她知道該拒諫還是該納諫，並適時擴大政權的社會基礎。在對內生產、對外征戰與文化建設等方麵，武則天都有不俗的政績，她認為“建國之本，必在務農”，“務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人富”，在其執政期間，全國人口近乎增長一倍。當吐蕃入侵時，武則天派將擊敗之，複置安西都護府，另置北庭都護府，打通通向中亞的“絲綢之路”，屯田與軍糧的數量都足夠多，並減輕百姓負擔，比很多昏庸的男性皇帝強多了。武皇執政期間組織的著述活動也頗不凡，《玄覽》、《古今內範》、《孝子傳》等多為傳世之作。
武則天畢生遭遇的最大難題在於傳統文化，文化看起來力度不強，其意蘊卻綿長而深遠。武皇能打敗反抗者，能在“陰盛陽衰”、“龍鳳易位”、“乾坤顛倒”的遊戲中穩操勝券。
她能一改李唐王朝的宗教傳統，崇佛建寺，築明堂鑄九鼎，但她的反傳統在當時卻沒有足夠的社會條件。她曾重用宗室武三思、武承嗣、武攸寧，可又不能將政權交與他們，因為如果交給武氏人，自己隻能以“皇姑”的名分走進曆史，若交給自己的兒子，等於把江山還給了李唐，畢生努力付諸東流。
明智而無奈的她最後作出決定，迎回李顯複立太子，讀懂世事紛爭的她遺詔：去帝號，稱皇後，葬乾陵。回到李治身邊，身處“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之交的她以“無字”的自我評價落幕，畢生的是非以白茫茫一塊空碑為記，大概反映了武則天最後的智慧，曆史的很多事情是不以一時一地的言辭為定論的，都要留給後人評說。
馬皇後：後宮中的德政
賢德皇後美名傳
在君主的行為無人監督、無人製衡的時代，馬皇後以其智慧、機變與堅韌的性格，為朱元璋校正著執政的方向，也用她樸實、勤儉的作風影響著身邊的每一個人，從而使冷酷的明代政治抹上了一絲溫情的色彩，也讓她成為百姓心目中的賢德皇後。
封建宮廷中的女人並非都如妲己、褒姒、賈南風者，也有輔佐帝王成大業的賢內助，洪武王朝的馬皇後正是如此。
載入正史的“馬皇後”並非洪武朝的獨家商標，漢明帝劉莊與明惠帝朱允的皇後皆為馬氏，特別是前者亦有佳聲，但二者之風範皆遜色於洪武朝。
洪武朝的馬皇後出身並不高貴，是戰火連天歲月中的無助孤女，未滿周歲的她被郭子興收養，郭將軍與妻子都視其為己出，並親自教她讀書寫字和針線女紅，聰慧過人的她稍加點撥即能精通，及笄之年麵貌端莊，舉手投足間透露出大家風範，有能相麵者說：“此女天相，不可等閑視之！”
朱元璋25歲時成為郭將軍的部下，因作戰勇猛深受賞識，大概正是這個資本使他和馬皇後結成百年之好。朱元璋屢屢建功獲賞，惹得多人眼紅，甚至找機會拆領導女婿的台。
朱元璋是個直率的人，不僅與同事時常爭執，就是在上司麵前也常常直陳其觀點。郭子興多少有些剛愎自用，加之嫉妒者胡言亂語，朱元璋曾被幽禁思過，別有用心者甚至暗中斷絕其飲食供給，試圖把無法與外界溝通的未來皇帝推向死亡。馬皇後偷偷地從密道給丈夫送來熱餅，避免了悲劇的發生，多虧嶽母說情，朱元璋才得以恢複原職，“嫌隙得釋”，別有用心者得到懲治。
朱元璋自立為吳王後，馬皇後隨之成為王妃。為了助丈夫一臂之力，她親自帶領將士妻女為軍隊做後勤，前方士氣大振，直至夫君建立明朝。
馬皇後“有智鑒，好書史”，處事頗有見識，朱元璋畢竟出身貧寒，見到部下搜羅的大批珍寶玩物，自然是欣喜不已，忙把馬皇後叫來玩賞，馬皇後正色道：“元朝因寶物而國家不保，皇上要身外之物何用？”當朱元璋與陳友諒作戰處於危急時刻時，馬皇後當機立斷，“盡發宮中金帛犒士”。朱元璋深明其意，“貴為帝後最怕生出驕縱奢侈，危亡起於細微”。
在視三寸金蓮為美為貴的時代，馬皇後以一雙天足而自豪，憑著大智大勇為朱元璋擺脫諸多內部矛盾，能文能武、頗具膽識的她以女人少有的氣度、果敢和智慧不忘民間勞苦，不改勤儉本色，輔君鞏固了大明江山。她不僅創造了“露馬腳”、“福字倒貼”等有趣典故，還在多穢亂的後宮以光芒劃破黑夜，因善良淳樸、體察民情、安邦定國及勤治後宮而被民間傳頌。
馬皇後對宮中女眷頗為體貼，“命婦入朝，待之如家人禮”，她倡導妃嬪節儉仁慈，曾問及宮中女官：“漢朝竇太後為何喜歡黃老之學？”女官答：“清靜無為為本。若絕仁棄義，民複孝慈，是其教矣。”馬皇後用古訓教導周遭：“孝慈即仁義也，詎有絕仁義而為孝慈者哉？”
朱元璋常稱馬皇後“與太宗時的長孫皇後比也毫不遜色”，謙和崇賢的馬皇後說自己“隻求無愧於心，哪敢與賢德的長孫皇後相比”！
她以女性的謹慎來彌補丈夫的不足，早朝議事常常延續至晌午，奏事官吏按慣例在殿上用餐，馬皇後命宦官取來菜肴品嚐，覺得味道不好，遂建議丈夫道：“人主自奉宜薄，而養賢宜厚，否則怎能籠絡賢德之士！”朱元璋深以為然。為報答皇後的美德與輔佐之功，朱元璋數次提議賜其族人以高官厚祿。馬皇後深愛家人，每提及早逝的父母即暗自垂淚，但覺得“外戚幹政，易亂朝綱，官職恩賜外家，實非遵法”！這是她閱讀曆史得出的見識。
馬皇後講究宮廷禮儀，建議規定內臣不得著外臣冠服，不得與外廷諸司有文書往來，“不得幹預政事”，杜絕宦官亂政。在提拔讀書人出仕報效國家的問題上，馬皇後亦頗有作為，明朝太學甫建之時，幾千名學生居其中，很多書生家貧，攜眷居京而乏養家之能，馬皇後建議專設“紅板倉”，使“月糧”成為明代的一項教育製度，目光可謂長遠。
馬皇後善於輔佐國君，每當朱元璋猜忌、苛刻的時候，仁慈寬厚的她便進行勸諫，挽救了很多無辜受疑者的性命，以圖長治久安，很多事例可以為此佐證。
“開國文臣之首”宋濂輔佐明太祖19年，與“料事如神”的劉伯溫並為“一代之宗”， 後來回到青蘿山隱居。名士自然是桃李滿園，滿園桃李中也難保一二為枯枝，但“教不嚴，師之惰”，學生出了問題，老師往往跟著遭受譴責。在封建中國，宮廷的判決常有“九族”之禍，中間一環有罪，即使其他人都是良臣，也都跟著遭殃。師生之間沒有血緣關係，但精神的傳承有時候比物質的傳承更為堅實，師生之間的“連坐”也是經常發生的，明成祖誅殺方孝孺的時候，就將其學生列為第十族，所以，封建中國的師門一體至關重要。
宋濂之徒胡惟庸身為朝臣，卻圖謀不軌，因教授過他，宋濂以72歲高齡被押到京城，馬皇後覺之不妥，遂數次進言，宋濂之罪因之得免。江南首富沈萬山“貲钜萬萬，田產遍吳下”，終因財富惹是生非，明太祖決定殺之，馬皇後適時言說不妥：“妾聞國法是用來誅殺不守法的人，並不是用來懲罰國君不賞識的人。沈萬山雖然狂妄，卻未犯法，不當誅之。”沈萬山因而得以戍邊。
馬皇後並非“濫好人”，當浦江鄭謙被賜予“天下第一家”匾額時，她覺得如此厚遇這“一千有餘”之家令明廷不安，遂令人傳話於夫君：“陛下當初一人舉事，尚得天下；鄭謙家千餘人，倘若舉事，不是太容易了嗎！”朱元璋聞言大有知音之感。“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
馬皇後早於朱元璋而辭世，她對生死的問題看得淡然，“生死有命，我病已不治，服藥何用！”“世有良醫，亦不能起死回生。”
臨終時，她反複叮囑夫君：“願陛下求賢納諫，慎終如始，子孫宜賢，臣民得所！”言語至為樸實深刻，走到生命最後一刻，她仍然不忘告誡兒女：“生長富貴之中，當知蠶桑耕作之不易，當為天地惜物，且為生民惜福！”
馬皇後辭世後，朱元璋悲痛無以言表，決定不再立後。《明史》讚曰：“母儀天下，慈德昭彰。”
據說後宮感念馬皇後賢德而作歌曰：“我後聖慈，化行家邦；撫我育我，懷德難忘。懷德難忘，於斯萬年；宓彼下泉，悠悠蒼天。”送葬僧人作偈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
縱觀馬皇後的生活軌跡，幾乎從無負人之事，以道德的力量清除宮廷的陰霾，雖為聖人所告誡，操作起來卻極為艱難，馬皇後卻盡力為之。她平生信佛，深知慈悲為懷，在穩定朝政的同時與人為善，注重在封建生活中播撒起碼的溫情。好人終得好報，這是封建社會重要的心理慰藉，而好人未得好報亦為平常事，馬皇後身後得如此禮讚，在封建社會實屬難矣，當可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