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碑刻種類多樣，內容所涉社會生活麵廣。就其功用而言，東漢碑刻種類上除數量最多的墓碑和祠廟碑外，還有神道碑、神道闕、碣、表、頌、摩崖、畫像題刻、題字、題名等許多品種。內容上形成了紀功碑刻、墓葬碑刻、道橋碑刻、寺廟碑刻等幾大類，體裁多樣，功能上涉及如敍事、述亡、紀功、頌德、規約、標識等諸多方麵。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教育、歷史、地理、建築、城池、宗族、道路橋樑、名勝古跡、民俗風情、神仙鬼怪、災禍祥瑞等方麵，碑刻所載人物，上至王侯將相，下至平民百姓、市井小民等諸多的社會階層。完全可以說，東漢碑刻內容已觸及到東漢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
4.帶有一定口語性的通俗化的語言風格。劉勰《文心雕龍·誄碑》：“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先於誄，是以勒石贊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亡者，同誄之區焉。”既敘碑、銘、誄之關聯與區別，也表明碑既是銘器，也是一種文體，謂其銘為碑文。因此，東漢碑文大多有著比較固定的語言形式，例如佔據東漢碑刻較大部分的墓碑碑文就基本上分成碑誌和碑銘兩個部分，碑誌是序，其內容有極強的寫實性，首先述寫卒者的姓名、籍貫、家族世係、生平經歷、主要德行，接以表明亡者之生病卒年情況、安葬的時間、地點、後人情況及對死者的悼念、頌揚之情等等；碑銘部分則為四言韻文，其開頭用“其詞曰”或“其辭曰”、“其銘曰”、“亂曰”、“頌曰”等詞語連接，然後以四字韻語的形式概括碑誌部分所述的內容。碑陰和碑側則常刻有門生故吏的姓名以及建碑所資助錢數。即碑銘在文體上，一般是其前有較長的散文作序、後有簡短的銘辭，駢散結合，但又“散”多於“駢”，所以從總體上說，東漢碑刻文體應屬散文體。為適應這種文體的需要，東漢碑刻大多在語體上也就使用一種以口語為基礎而經過加工、提煉形成的書麵語，這是其一。其二，因立碑撰文的目的是彰功表績，煥往輝來，向社會宣揚孝道、展示亡者的德勳，這正如碑文所言，“作範後昆”，“攬英雄之跡兮以[闕]來哲，嗣長基而廣宇兮後世無廢違”（《綏民校尉熊君碑》），“爰勒茲銘，摛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郭泰碑》），故為昭示後人，碑文須麵向大眾，要讓普通百姓也能基本讀懂，這就決定了撰碑者在行文時無論是用俗語，還是用雅言，其用語在很大程度上都應該比較接近當時的口語。這首先表現在作品中使用了一批比較純正的口語詞，如“屍死、炮火、氣力、功夫、長夜、出門、創楚、仗火、安穩”等等，有的作品甚至通篇口語化，如《許阿瞿畫像石左方墓誌》。其次，使用了比較多的成語和俗語，光成語就達180多個，如《婁壽碑》，全文不到400字卻使用了8條成語（安貧守賤/好學不厭/有朋自遠/樂以忘憂/樂天知命/與世無爭/窮下不苟/綿之日月）。所以，東漢碑刻語料雖然不是純口語語料，但它畢竟又不同於秦漢時那種完全脫離實際語言的定型化的文言文。東漢碑刻在語言風格上一定程度接近當時口語，決定了東漢碑刻語料成為東漢詞彙研究不可多得的寶貴材料。
二、研究現狀
自宋以來，我國很多學者對東漢碑刻從不同方麵和在不同程度上進行過研究，如宋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洪適《隸釋》和《隸續》，明趙均《金石林時地考》、萬經《分隸偶存》、顧炎武《金石文字記》、顧藹吉《隸辨》、林侗《來齋金石刻考略》、錢泳《漢碑大觀》、馮晏海《金石索》、王昶《金石萃編》、王念孫《漢隸拾遺》、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續》、俞樾《漢碑四十一條》，清人筆記如俞樾的《春在堂隨筆》和《俞樓雜纂》、李慈銘的《越縵堂讀書記》等中的部分章節等等，今人袁維春的《秦漢碑述》、高文的《漢碑集釋》、金其楨的《中國碑文化》和李發林《漢畫考釋與研究》等。總的說來，以上研究所涉範圍大多重在存目、錄文、鑒碑及考隸、斷句、引經、引緯、用典、史實、文化、考古、文字的考訂或個別詞語的考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一些刊物上陸續發表了一係列的單篇論文，如《漢碑中有關農民起義的一些材料》（《文物》1960年第8期）、《褒斜石刻和漢代刑徒》（《文物》1963年第2期）、《記漢劉熊碑兼論蔡邕書碑問題》（《文物》1966年第4期）、《漢畫所見漢代車名考辨》（《文物》1989年第3期）、《劉熊碑釋讀正誤》（《考古》1993年第9期）、《石門頌·楊淮表記主要人物考》（《文博》1995年第2期）等等。但這些論文也主要集中在歷史、考古、字形、書法等方麵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