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東漢社會與東漢碑刻的興盛公元25年劉秀建立了一個以豪族地主為基礎的東漢封建政權。為維護其封建統治，光武帝劉秀採取“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的辦法，對豪強地主實行妥協退讓的政策。於是，土地兼併日趨激烈，東漢豪強大族的政治、經濟勢力急速膨脹，他們基本上把持著封建國家機器。東漢政治腐敗、黑暗。
就是在這樣一個政權背景下，東漢豪強大族生活奢華糜爛，紙醉金迷。“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穀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見《後漢書》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中華書局1965年。）他們夢想死後繼續保住自己的世襲特權，把生前的榮華富貴帶入陰間世界，並期望名垂青史，於是大興土木，建造豪華墓室，並在墓前樹碑銘傳，以炫耀其身世、頌揚其“功德”、傳播其“英勳”，厚葬之風盛行。在豪門大族的影響下，全國上下競相仿效，建造墓碑成了一種風靡當時社會的習俗，至東漢桓靈之時達到頂峰。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庶民百姓，競相銘碑立傳。桓寬《鹽鐵論》散不足第二十九：“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衰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效，至於發屋賣業。”這是東漢碑刻興盛的原因之一。
其原因之二是當時的“門生故吏”的逢迎。封建社會的一切社會關係，實際上都是土地所有權的反映。東漢時期，由於大土地所有製的發展，人們產生了強烈的人身依附關係。那時世家大族壟斷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一些士人為求一官半職，不惜賣身投靠於世家大族門下，即所謂“門生”；有些人則投機鑽營，被公卿或州郡長官辟為屬吏，結成“朋黨”關係，即所謂“故吏”。當時一些達官貴人的墓碑，其碑陰就是這些門生故吏的題名榜。這些人對其主子生前言聽計從、搖旗呐喊，死後樹碑立傳、歌功頌德，以此提高自己的聲譽，作為陞官發財的階梯。
除以上原因以外，也與當時社會思想文化的發展有關。東漢時，在思想文化領域方麵除尊崇儒學外，讖緯神學也被確定為統治思想。此外，還出現了道教和佛教。所以，東漢時期思想文化“多元化”，結束了西漢單一的“清靜無為”和“獨尊儒術”的局麵。這些給東漢的樹碑銘傳打下了思想基礎。
就是在這樣一個大的社會背景下，東漢各地湧現了數量驚人的各種碑刻，從而形成了我國古代碑刻發展史上的第一個高峰期。
第二節東漢碑刻語料特點及研究現狀
一、語料特點
我們選取東漢碑刻語料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它還有著同時期其他語言材料所無可替代的鮮明獨特的個性特點，而這些特點又正是進行詞彙研究所必需的。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麵：
1.語料豐富。南宋刊印的婁機撰《漢隸字源》重修本中，所載東漢碑刻有300多種，但由於自然和人為的原因，碑刻不斷遭到破壞，有的竟至亡佚，到清代所存的東漢碑刻就僅剩下百餘種。20世紀以來，隨著考古發掘的廣泛開展，許多東漢碑刻相繼出土。經查考，現存經專家鑒定確認的東漢碑刻有230餘種。我們在這些碑刻中剔除石經和殘碑，選定了167種篇幅比較完整的東漢碑刻文獻作為研究對象，字數近10萬字。
2.真實可靠。東漢碑刻屬地下出土材料，未經人為篡改，材料可靠；而且經查考，這些東漢碑刻大多有明確的年代，且貫穿整個東漢時期。如屬東漢早期（漢光武帝建武元年至漢殤帝延平元年，即公元25—公元106年）的如《三老諱字忌日記》、《袁安碑》、《開通褒斜道石刻》、《孟孝琚碑》、《賈武仲妻馬薑墓記》等；屬東漢中期（漢安帝永初元年至漢質帝本初元年，即公元107—公元146年）的如《北海相景君銘》、《祀三公山碑》、《嵩高山開母石闕銘》、《裴岑紀功碑》、《三公山神碑》等；屬東漢晚期（漢桓帝建和元年至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即公元147—公元220年）的如《敦煌長史武斑碑》、《武榮碑》、《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乙瑛碑》、《郎中鄭固碑》、《倉頡廟碑》、《孔宙碑》、《封龍山頌》、《鮮於璜碑》、《許阿瞿畫像石左方墓誌》、《楊淮表記》、《耿勳碑》、《韓仁銘》、《尹宙碑》、《趙寬碑》、《三公山碑》、《校官碑》、《白石神君碑》、《曹全碑》、《巴郡太守樊敏碑》、《張壽碑》、《衡方碑》、《孔彪碑》等；屬具體年代失考（但確屬東漢）的如《劉熊碑》、《孔褒碑》、《仙人唐公房碑》、《畫像孔子等題字》、《武梁祠堂畫像題字》等；屬原石亡佚但有拓片或翻刻的如《楊震碑》、《淮源廟碑》、《楊著碑》、《張表碑》、《郭泰碑》、《鹹陽靈臺碑》、《楊君碑》、《婁壽碑》、《東海廟碑》、《涼州刺史魏元丕碑》等。正因為這些碑刻材料年代可考，又刻寫在石碑上，不易輕易改動，從而保證了我們研究材料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