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無懼 法庭較量
處在危險境界，李時雨想早點離開上海。怎麼離開？公開辭職，會打草驚蛇；隻有秘密撤走，才是上策。護照問題，他想到了找王撫洲。王撫洲曾在北大法學院當教授，是李時雨的老師，現在任南京直接稅總局當局長。李時雨來南京後，利用這種師生關係，請王撫洲幫忙解決護照問題。王撫洲說：“你若仍在軍統工作，我可以托唐縱照顧你；戴笠死了，他說話一樣有力。若是願意去東北，我可以給你安排個直接稅局分局長職務。”
李時雨說他要去東北，在營口找工作。因為他的同鄉同學王家善率領一個師在營口駐防，會得到他的照應。真巧，正好直接稅東北局局長張維來此，王撫洲介紹他倆見麵。張維說營口準備設直接稅分局，當時就委任李時雨去當分局長。出乎意料，事情辦得竟如此順利。李時雨拿到王撫洲給他開的護照，高興地回到了上海。
到家後，李時雨委托內線石玉祥給他買去北平的飛機票，準備先到北平，然後轉赴東北。不料，在這個節骨眼上卻出了問題。
1946年9月17日上午，餘祥琴來電話，叫李時雨立即去他家。李時雨立即警覺起來，覺得不對頭，但又不能逃脫，是福是禍，隻得硬著頭皮去看看，聽天由命了。李時雨來到餘祥琴家，其女秘書盛吉小姐直給他使眼色，年輕的陳會計也向他使小動作。他倆的示意，使李時雨頓時感到出事了。餘祥琴在收拾東西，有點不大自然地對李時雨說：“劉方雄副區長請你到市政府調查處去一趟。”沒說是啥事兒。李時雨臨走時，送給餘祥琴一條金表鏈，說：“留個紀念吧！”意思是說，他一旦被扣押，請他作證營救。餘祥琴誠懇地說：“你放心吧，我餘某人絕對不會做對不起朋友的事。”
李時雨坐著自己的三輪車來到了市政府門前，對車夫阿根說：“這輛三輪車送給你啦！一個小時後，我若不出來，你就在我家門口等上兩三天，告知來人，說我被捕了。”阿根含淚走後，李時雨來到調查處，果然大勢不妙。劉方雄對他說：“對不起，請你到南市看守所去！”李時雨問他為啥事？他沒有告訴，隻是問他“還有啥要求”？李時雨提出叫劉紹奎來，他有事交辦。劉方雄立即打電話，把劉紹奎叫了來。
劉紹奎是山東人，很講義氣，原為英租界巡捕房的“包打聽”頭目（就是探長）。李時雨任司法處長時，他當審訊科長。他與日本人辦事，能站在中國人一邊。所以，李時雨對他的印象很好，成為知己朋友，可謂莫逆之交。當時李時雨叫劉紹奎把自己家裏的一個手提箱拿到他家裏去保管起來，並把他的衣被送到南市看守所去。他還委托劉紹奎將其證件寄還給王撫洲，並對他告知此事，請他設法營救。
李時雨與劉紹奎告別之後，軍統特務就給他帶上了手銬，用吉普車押送到南市車站路軍統看守所。此處原為地方法院和保安司令部的看守所舊址，李時雨很熟悉。現在這個看守所，為軍統所用。這裏所羈押的人，大都是軍統的人和共產黨的人。軍統的程克祥、阮清源和彭壽也被關押在這裏。過了幾天，餘祥琴也被捕。不過，他和阮清源隻被押10多天就放了。他們都是戴笠死後，兩派爭奪權力，以強淩弱，狗咬狗而已，沒啥大問題。
李時雨被關押的原因與他們則不同，他是因“通共”嫌疑被捕的。他被關押在看守所三天之後，才開始審訊。首先問他參加過什麼政治組織，他說沒有。其次，問他弟弟和太太因何案而被捕，他答：“都是因抗日嫌疑。”又問他都認識哪些共產黨人？他說一個都不認識。後來軍統特務說他就是共產黨，逼他承認。李時雨不承認，他們就用嚴刑拷問了兩天兩夜，盡管如此他還是矢口否認。軍統特務寫的記錄，李時雨既不看也不按手印，以防他們搗鬼。這一下可激怒了軍統特務，對他又是毒打，又是壓杠子、灌涼水。李時雨一點兒也不口軟，破口大罵：“八年來你們躲到重慶，不打日本鬼子，今天卻來迫害我這樣同敵人艱苦鬥爭的地下工作人員，真是喪盡天良！”他們對李時雨無可奈何，隻得另打主意。過了幾天再提審時，他們又問他是怎樣打進汪偽組織當偽官的，李時雨趁機把早已編造好的那一套履曆陳述一遍。
李時雨知道，國民黨特務對共產黨人是“寧肯錯殺一千，也不放走一個”，特別是混進他們組織的所謂“異黨分子”，一經查實必死無疑。所以，李時雨啥也不說，使他們無法定案。後來，李時雨想，不能這樣坐以待斃，必須設法活動，使他們早日送自己去法院，即使按偽職判罪，也不會處以死刑。何況有許多證據和理由，可使自己擺脫“漢奸”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