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分鍾後，楊樹田扛著破被子被看守帶到台階下邊。範紀曼走近楊樹田，低聲用俄語說：“若是他們問，你就說是我的部下。”然後，回頭對李時雨說：“老李，人來了，咱們帶走吧。”可是，典獄長要提人收據。範紀曼隨機應變，裝出國民黨軍人那種蠻橫的凶相，用訓斥地口吻說：“日本已經投降了，你還要他媽的什麼收條，還想幫日本人唬嗎？真是個混蛋！”沈典獄長害怕了，連忙說：“是是，我遵命！可是，沒有提人手續，我也不好向上麵交待呀，請長官原諒！”李時雨急於把楊樹田接出監獄，考慮弄僵了不好辦，便打圓場說：“提人的收據由我來寫吧！”這才打破僵局，救出了楊樹田。
本來張執一、李時雨等人準備在上海策動起義，後來因形勢變化，黨中央於1945年8月21日發出了“停止舉行起義”的電令，黨中央此時已把戰略轉移到東北。黨組織重新布置了工作，他們仍在張執一、劉人壽的領導下擔任偵察敵情的工作。
將計就計 打進軍統
1945年10月，戴笠接管上海後，開始大規模“肅奸”（即逮捕汪偽人員）。李時雨此時麵臨選擇：要麼繼續潛伏在上海，要麼去參加解放東北的戰鬥。在等待黨組織指示期間，李時雨的舊日“好友”、大律師餘祥琴勸他留在上海。原來，餘祥琴的真實身份是軍統上海滬郊情報站站長。“時雨兄，跟著我幹吧，保你大有作為。”餘祥琴勸他。李時雨本來不願和軍統打交道，但打入軍統能為黨獲取更多的重要情報。一番思量後，李時雨決定留下來，但表麵上還得推辭一番：“我願意跟祥琴兄幹，但聽說軍統要‘肅奸’，我怕……”餘祥琴不以為然：“我既讓你留下，就能保你的性命。滬郊情報站過去報了好些‘空額’，隨便給你安一個就行。”餘祥琴要他再拉一些警察局的人，作為進“組織”的見麵禮。
李時雨立即將此情況向劉人壽、張執一彙報。經過研究組織上決定，讓李時雨將計就計，打進軍統去。李時雨就這樣搖身一變，成了國民黨的軍統“特務”。
在國共兩黨接收日本投降的同時，民眾要求懲治漢奸的呼聲越來越高。周佛海為蔣介石效命，為維持敵占區的秩序，等候國民黨政府的接收，是出了力的。但在全國人民要求嚴懲大漢奸的呼聲中，蔣介石不得不命戴笠於9月30日用飛機把周佛海、羅君強、丁默邨、楊惺華等人送往重慶，名曰“移地關押”，實則保護起來。隨後，蔣介石又迫於輿論壓力，於10月10日將周、羅、丁等人逮捕；10月13日大漢奸陳公博由日本被引渡回南京，關進老虎橋監獄，爾後轉押在蘇州監獄。
國民黨開始接收上海後，劉鐵城部接受了國民黨的新式武器，並調離上海開往常州一帶。李時雨及時向黨組織提供了準確的情報，因此劉鐵城部剛到目的地，尚未站穩腳跟，便被我軍全部擊潰了。
熊劍東率偽稅警總團開往瓜洲時，也是李時雨及時提供情報，令其被我軍一舉殲滅的。李時雨還從偽軍中搞到10多支頭號左輪手槍和數百發子彈，交給張執一。張執一機警而有膽略，乘李時雨的汽車將槍彈親自送至外白渡橋邊，用小船運出了上海，送給新四軍部隊。
李時雨打進軍統之後，開始是以餘祥琴的“滬郊指揮部”為掩護，隨餘參加他們逮捕、審訊漢奸的工作。由於常與特務們接觸，李時雨了解到不少有關軍統的人事、組織、特務活動以及國民黨接收上海市的各種情況。
後來軍統上海區改組，餘祥琴被任命為軍統上海區第二站站長。此站下分三組：第一組是政治組，專搞共產黨的情報；第二組是社會組，專搞上海社會動態，即每日發生的重大事情；第三組是經濟組，專門搜集上海經濟界的情況。餘祥琴推薦李時雨擔任第二組組長。
軍統列出100多名汪偽政府高級官員名單，要他提供詳細地址。李時雨對名單上的官員早已恨入骨髓，現在正是以惡除惡的好時機。他迅速把掌握的情況報給軍統本部，那些漢奸紛紛落網。李時雨在“肅奸”中立了大功，受到戴笠的褒獎。
李時雨逐步深入魔窟，利用職權之便，直接看到軍統對所屬區、站的指令、通報及通知等重要文件。他選擇其有價值的文件交給我地下黨的負責同誌看，從而使我黨了解到軍統特務們是如何活動，以及他們怎樣監視、偵察、追蹤某人或某事等等。這對於保衛我黨我軍和進步群眾的安全，防止敵人破壞，避免或減少革命事業的損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此期間，審訊漢奸對軍統來說隻是臨時性的工作。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忙於重新建立上海特區和各省市的軍統組織，以對付共產黨和解放軍，破壞和談，發動內戰；其次，便是改編偽軍組織，建立交警隊，以控製主要鐵路、公路。他們還不遺餘力地大搞劫收，即借逮捕審訊漢奸之機，搞“五子登科”，即“房子、車子、條子、票子、女子”。
李時雨被餘祥琴推薦擔任軍統上海區第二站第二組組長後，餘專為他安排了一所房子辦公。他不常去那裏，隻隔幾天去看看文件。他把原偽警察局各分局司法股的人員拉了10多位，要他們把每天社會上發生的重大事件報來。按這個組的原定任務來說，他以為這樣做滿可以應付得過去，哪裏知道卻並不能滿足區裏的要求。比如某日某地發生聚眾搶米事件，隻把事件發生的情況報上還不行，還必須查出事件發生的起因和背景，也就是說，要指出是什麼人在背後策動的。
李時雨感到這個差事不好幹。他雖然潛入敵占區從事情報工作多年，但掩護職業一直是上層政府的公職，容易把本職工作完成，並可以利用職權和機會去搜集我黨需要的情報資料。現在不是這樣了，這個職位是給敵人以情報資料，這是他不情願幹的事情，所以軍統上海區幾次指責他這個組的工作沒有成績。在這種情況下，地下黨的領導曾與他商議是不是編些假的，或過時的，或似是而非的情報去應付他們。李時雨說，不能那樣做。他的想法是，寧可讓他們認為自己對這個工作無知無能，也不能讓他們抓住什麼把柄。
與此同時，李時雨對餘祥琴說，自己在這方麵既無線索又無經驗，他拉過來的原偽警察局人員是搞刑事案件的，對此工作也是外行。盡管餘祥琴說過，軍統對拉進汪偽組織的人員是利用，不會認真審查，而督查處和軍法處對李時雨卻進行了秘密審查。
李時雨當時察覺到軍統在對他進行偵察，但不知道是怎樣引起他們懷疑的。事後他才知道，軍法處的沈維翰與餘祥琴在審訊漢奸當中，因爭權奪利發生了矛盾，因他是餘祥琴拉過來的人，沈維翰當然想在他身上找碴子以對付餘祥琴。他們在偵察中，了解到李時雨的夫人孫靜雲和他的弟弟李春芳曾因共產黨抗日嫌疑而被捕過。因此想以此為突破口，抓住李時雨的把柄後再用來對付餘祥琴。
沈維翰在找到一些蛛絲馬跡之後，便以此作文章，拍電報給去北平部署工作的戴笠，簡陳案由，請求批準扣押李時雨。戴笠接到軍法處處長沈維翰的密電請示後，認為李時雨是內部爭權奪利的犧牲品，不可能是共產黨，不同意逮捕。巧的是，戴笠於1946年3月份因墜機身亡。
幾乎是在戴笠被摔死的同時，1946年3月底國民黨將周佛海、羅群強、丁默邨等人由重慶解押至南京老虎橋監獄。法院經過起訴審理，先判處周佛海死刑，後又經周妻楊淑慧四處活動，得到蔣介石的照顧，改判為無期徒刑。兩年後，周佛海因心髒病死於南京老虎橋監獄。
1946年5月，陳公博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這個漢奸就這樣結束了可恥的一生。
戴笠死後，軍統特務內部相互傾軋更為加劇。那些嫡係特務對餘祥琴開始找麻煩，對李時雨則一再指責工作沒有成績，並繼續暗中偵察。李時雨早就有所察覺，張執一也從另一方麵得到情報，獲悉軍統特務在秘密偵察並隨時準備逮捕李時雨。所以，當他提出撤離上海時，張執一便立即同意了。張執一除了安排一位交通員負責隨時準備送李時雨的家屬去蘇北外，還指示他到東北找陶鑄接關係，由他分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