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建國是湖北黃陂人，1903年生於一個貧苦的工人家庭，曾參加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中央蘇區第一至第五次反圍剿和二萬五千裏長征，1937年任陝甘寧邊區保衛處副處長。從1939年3月起，擔任中共北方分局（晉察冀）委員兼社會部部長。晉察冀邊區的情報工作是許建國負責的，他有著豐富的地下鬥爭工作經驗。
1941年，陳公博兼任偽上海市長。為了籌備成立偽上海保安司令部和收編偽保安團隊，當年8月，他調李時雨去上海兼任偽保安司令部秘書處處長。此時，上海已是汪偽政府的政治、經濟中心，對於做情報工作的李時雨來說，在這裏更可以向全麵縱深發展。況且李時雨的秘書處長是兼任的，立法委員不動，還可以兩個星期回南京參加一次立法院的例會，豐富情報來源的渠道。孫靜雲在一次回北方彙報工作時，把李時雨不失時機地進一步深入虎穴的情況向何鬆亭作了彙報，何鬆亭當即表示讚成。關於他們提出的工作計劃，何鬆亭認為需要由孫靜雲去晉察冀根據地親自向許建國彙報，並請示今後如何開展工作。
孫靜雲見到許建國後說：“我們已在敵營站穩了腳跟，打開了局麵，可以步步深入敵人的心髒了。”許建國高興地說：“你告訴時雨，對偽組織不管它什麼部門，應廣泛打入之！”臨走時，孫靜雲請示許建國說：“時雨很擔心，他的官越當越大，將來可咋辦呢？”言下之意是，李時雨在汪偽政府中的官越大，將來就越難洗脫“漢奸”的罪名。許建國卻說：“那可太好了，正是我們求之不得的事情，你回去告訴時雨，讓他盡管大膽地往上爬，官越大越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嘛！”
有了上級的指示後，李時雨在上海大膽地幹了起來。當時擔任中央社會部電台台長的張友恒說：“李時雨當時官居高位，住洋樓，坐汽車，‘大官僚’的派頭十足；孫靜雲則打扮入時，文雅端莊，儼然一個‘官太太’，沒有人能想到——他們竟然是共產黨的高級特工。”
廉潔辦案 鐵麵無私
1942年5月間，陳公博因原偽軍法處處長單鈺積壓案件、關押犯人久不處理等問題而將其撤職，隨後李時雨被調去兼任偽軍法處處長。
同年8月，偽“清鄉”委員會上海分會成立，陳公博兼任主任委員，許金源任辦公廳主任，史思放、吳耀中、李鏡涵和李時雨分別任辦公廳第一至四處處長。李時雨所在的四處，主要負責“清鄉”軍政人員犯罪的偵察審判，以及“清鄉”區煙、毒、賭博等犯罪的偵緝審判。鑒於江蘇“清鄉”官員敲詐勒索嚴重，特設執法隊及分隊，以糾查違法犯紀，並兼管禁煙、禁毒和禁賭，李時雨兼任執法隊隊長。
南彙“清鄉”區執法分隊隊長馮某，在開始工作不久就執法犯法。他包庇南彙一個賭場，受賄幾千元。有一天，他攜帶巨款來李時雨家行賄。李時雨問明了這筆款的來源之後，即打電話叫四處軍法官孫增原及執法隊的一位督察來，將馮某帶去關押審訊，判刑治罪。此事發生後，偽上海市政府、偽上海保安司令部及上海“清鄉”分會頗為震驚。
陳公博知道李時雨辦事認真，為他提倡的“廉潔政治”增光，非常高興。偽上海保安司令部日本聯絡官五十嵐大佐和池田少佐也都稱讚他“執法如山”，“不貪汙受賄”。在此之前，李時雨一接管偽軍法處就提出依法辦案，不許用刑，不許受賄，不許虐待犯人，病犯準許保外就醫等。他還主張速判速決，能放就放，所以監所犯人驟減。五十嵐大佐因此而稱他為“快刀子李”。
經過一番努力，李時雨已有了實力地位，又因不受賄賂、依法辦案樹立了威信。因此，李時雨不僅站穩了腳跟，而且各方麵都來與他拉關係，包括偽上海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盧英、參謀長許金源，以及偽上海市政府各局局長等都願意與他交往，有的人甚至常到他家敘談。借此機會，李時雨也就順水推舟，與他們來往應酬。
自從偽上海保安司令部成立以來，李時雨幾乎每天到偽市政府麵見陳公博，給他送批重要公文，並請示解決一些問題。與此同時，參加一些重要會議，與各部門負責的偽官員接觸，每隔兩周還去南京參加偽立法院的例會，借機與南京已建立的關係人員晤談，從而獲取了許多有價值的情報資料。
1943年3月，中央社會部的張友恒來上海，聽取了李時雨的彙報，研究、布置了他們今後的工作，並幫助他們在津浦路下關火車站建立了一個轉運點，供他們傳遞情報。張友恒要他們把情報資料偽裝好，送到下關車站，由火車上的工作人員帶到天津。他還告訴他們，組織上委任李時雨為特派員，孫靜雲管機要，並派楊寧來滬，由他們3人組成一個黨小組，共同研究工作和一起學習。李時雨給楊寧起個化名叫“楊德修”，委他為偽上海保安司令部少校軍法官。
同年8月，汪偽政府接收上海租界，將原法租界區域改稱第八區公署，將公共租界區改稱第一區公署，陳公博兼任署長，調李時雨任偽警察局司法處處長。從此，李時雨去南京的機會較少，以後搜集到的情報資料多由楊寧去南京下關火車站交轉運站。
上海租界地是個冒險家樂園，這裏豺狼橫行，無法無天，李時雨這個赤色的偽警察局司法處處長在這裏工作，又是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真可謂“深入虎穴”了。李時雨在那些壞人堆裏，既要擺出司法專家的架勢，又要嚴於律己，不能與他們同流合汙。偽官們沒有不搞錢的，李時雨硬是不要錢。那些大漢奸們，本來是賣國求榮，唯利是圖，但他們卻要裝出憂國憂民的樣子，不許他們的下屬貪贓枉法，以達到欺世盜名的目的。如漢奸陳公博就大講什麼“廉潔政治”、“奉公守法”。李時雨利用推行其“廉潔政治”的機會，首先整頓了原租界地的“包打聽”（上海便衣警探的通稱），並強調禁煙、禁賭、禁毒，禁止敲詐勒索、禁止流氓擾亂社會秩序，對侵犯民眾利益者，繩之以法，從嚴處理。李時雨利用偽職，雷厲風行地懲治了邪惡勢力，狠狠地打擊了刑事犯罪分子。
李時雨的做法讓日軍、豪紳、流氓及大小漢奸們都摸不著底細，他們真的以為他是奉陳公博之命推行其所謂“廉潔政治”的呢！他們見李時雨如此鐵麵無私認真執法，就不得不“買賬”了。原租界地的上層人士，所謂“三老”，即聞蘭亭、袁履登、杜康侯，以及青幫頭子黃金榮、紅幫頭子徐朗西等，都轉彎抹角地設法與李時雨接觸、拉交情，他也就順水推舟與他們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