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下半年，餘碩卿的父親給她說了一門親，準備逼迫她年底與重慶一個大官的兒子訂婚。16歲的她“為了盡快擺脫這個所謂的家”，在車耀先的鼓勵支持與安排下，她與幾個同學約好，準備悄然逃離成都，踏上她早已向往的去延安的路途。
奔赴延安 深造入黨
1937年11月下旬，由於餘碩卿的一再要求，在成都“抗敵後援會”和車耀先同誌的安排下，餘碩卿和彭為工、劉革非、李隆蔚等十名青年學生，秘密離開成都，奔赴延安。由於餘碩卿是背著家人出來的，為了避免麻煩她改名為“餘慧琳”。
餘慧琳他們乘坐的大卡車在路經朝天驛、寧強、漢中，經過十多天的跋涉，一行10人曆經磨難，闖過國民黨軍警的重重關卡，於12月初秘密到達西安，住進了城裏的世界旅館。一路上提心吊膽的餘慧琳，總算鬆了一口氣。第二天她和同伴帶著成都學聯的介紹信，來到了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
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設在西安七賢莊一號院內。這個辦事處的前身是“紅軍聯絡處”，那是1936年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中國共產黨在西安設立的一個半公開聯絡機構，當時由紅軍參謀總長葉劍英主持工作。1937年“七?七”事變後，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這個“紅軍聯絡處”便於同年8月更名為“八路軍駐陝辦事處”，由林伯渠主持工作。
餘慧琳她們幾個姑娘看到“八路軍駐陝辦事處”的牌匾時，高興得互相擁在一起。當她們走進那個期盼已久的院子裏，發現並沒有像她們原來想象的那樣戒備森嚴，而是跟老百姓住家一樣樸實溫暖！她們向門衛遞交了車耀先給林伯渠的信後，便在辦事處的接待室裏見到了她們心目中的親人：一位兄長似的八路軍幹部。她們後來才知道他就是黨中央派來接待抗日青年的黃華同誌！
當時因有一些國民黨特務混進延安，所以八路軍辦事處對後方去延安的青年既歡迎又要審核。黃華親切地了解了她們離家到西安來的經過，又詢問了一些諸如“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在哪裏”這樣的問題，出了十幾道口試題要他們回答。黃華最後告訴她們，延安的生活確實十分艱苦，要她們有思想準備，想好了再下決心。
餘慧琳態度堅決地說：“延安是抗日的中心，是中華民族的希望。我們去延安是為了參加革命、追求真理！我們為了革命，為了擺脫罪惡的家庭，連死都不怕，還怕苦嗎？”看著這個年紀不大誌氣不小的姑娘，黃華欣慰地笑了。
去延安要等上麵安排，不是說走就能走。由於餘慧琳是民先隊員，辦事處就將她先安排到“西安抗敵後援會”主管的“婦女慰勞會”工作，而將李再華、劉玉豐等人送往安吳堡青年幹部訓練班學習。“西安抗敵後援會”也是國共合作時成立的，“婦女慰勞會”的名譽會長是楊虎城將軍的夫人謝葆貞。當時國共雙方都有人參加“婦女慰勞會”，正需要民先隊員去充實該組織中的我方力量。餘慧琳興高采烈地全身心投入到婦女慰勞會的工作，並暗自慶幸總算徹底擺脫了家庭的羈絆，開始了新的生活。
在成都的餘安民發現女兒出走了，心裏早已猜出大半。得知餘慧琳在西安後，他並未善罷甘休。他推測女兒肯定是想投奔延安，便給他保定軍校的同窗好友、當時正在西安任職的國民黨22集團軍高級參謀吳永熙去電報，請吳永熙“務必替我找到餘碩卿，將其遣送回成都！”吳永熙雖不知道餘碩卿已改名為餘慧琳，但他曾是餘家的常客，也很喜歡這個侄女，於是派人多方打聽，終於打聽到了這位“從成都來的姓餘的女學生”的下落。那天，當吳永熙站在餘慧琳麵前時，餘慧琳還以為是巧合，興奮地喊到：“吳伯伯，你怎麼也在西安？我伯母好麼？”
“好，好！你伯母可想你了，你既然來西安了，明天我就領她來看看你！”說完，吳永熙高興地走了。
第二天吳永熙沒帶夫人卻帶來了餘安民的電報。吳永熙待了一個多鍾頭，苦口婆心地勸餘慧琳回成都：“你爸因為你不辭而別，頭發都急白啦！你哪怕先回去看看也行。我明天就去買飛機票，要不了半天你就飛回成都了……”
這下餘慧琳才是真著急了！她跑回八路軍辦事處趕緊向領導彙報了情況，請求立即送自己去延安。領導考慮因暫時尚無車去延安，決定先送她去涇陽縣安吳堡青年幹部訓練班，並建議餘慧琳更改姓名，說最好不要姓餘，以防止再讓吳永熙打聽出來。餘慧琳想了想，決定改用她母親的“黎”姓並采用現有名字的最後一個“琳”字，即黎琳。次日餘慧琳變成了“黎琳”，離開了西安前往安吳堡青年幹部訓練班。但那時她在給肖玲、車崇英、楊夢萍等同學寫信時仍沿用餘慧琳這個名字。
安吳堡青訓班當時十分出名，青訓班的名譽主任是朱德，主任是黨中央青年委員會書記、解放後第一任共青團中央書記馮文彬，副主任是胡喬木（後來做了毛澤東的秘書），教務處長是劉瑞龍。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的黃華也常去安吳堡青訓班講課。青訓班在培訓青年幹部同時，還有考察任務。各地投奔來的愛國青年，經過這裏培訓考察，或直接送往前方戰區，或送往延安深造。
黎琳到達安吳堡青訓班時，正趕上民先隊西北總隊在那裏舉辦冬令營，她便參加了。在冬令營裏，黎琳結識了不少民先隊的同誌，其中就有後來成為胡克實夫人的於今、成為艾思奇夫人的王丹一。
1938年2月3日，在八路軍辦事處的掩護下，黎琳終於來到了夢寐以求的延安。開始，黎琳被分配到陝北公學2期14隊集訓，主要學習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和哲學等課程，張聞天、成仿吾、邵式平等人曾在這裏講課，毛澤東主席還抽空作報告。三個月的學習結束後，她以優異的成績從陝北公學畢業。隨後她又參加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學習，編入三大隊女隊。
黎琳天資聰穎，勤奮好學。她酷愛文學，擅長唱歌、演劇、寫詩、作畫。在“抗大”，她熱情地參加文藝演出，主動辦牆報，是眾口稱讚的積極分子。每次延安集會，都在山頭和廣場上，開會前各個單位拉歌歡唱，人們總要歡迎她起來指揮，而且喜歡她指揮演唱那首流行的抗戰歌曲《幹一場》。遇到這種情況，她總是落落大方地站起來，揮動著她那有力而靈活的雙臂，上千人聚精會神，引吭高歌：
河裏水/黃又黃/東洋鬼子太猖狂/昨天燒了王家寨喲/今天又燒張家莊/逼著那青年當炮灰/逼著那老年運軍糧/炮火打死丟山岡喲/運糧累死丟路旁/這樣活著有啥用啊/拿起刀槍幹一場
雄渾激越的歌聲，飛出“抗大”禮堂，響徹黃河之濱。這以後，大家都親切地稱她“幹一場”。每逢大小集會，相互拉歌，人們都呼喚：“幹一場”起來指揮唱歌！
在中共黨組織的關懷和培養下，黎琳很快成長起來，也逐步適應了艱苦的生活。她寫信告訴往日的同學：“我們每天都學習，大地是我們的課堂，膝蓋頭是我們的寫字台，吃的小米加窩窩頭，頂好吃。”
1938年3月27日，黎琳在給父母和家裏親人的信中寫道：“雖然陝北現在是前線了，但是我們同學兩千多人中沒有一個怕的，因為大家都相信百戰百勝的八路軍。……希望你們不要擔心，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你們的孩子每天能背三十幾斤重的包裹爬十幾裏的山路了，你們高興嗎？”她還給家裏寄回了一些在延安學習和生活的照片。其中一張身著灰布軍裝，頭戴紅五星的八角帽，腰紮皮帶，腳穿草鞋，顯露出一個八路軍年輕女戰士的颯爽英姿。
在“抗大”學習的六個月中，和黎琳住一個窯洞的同班同學李隆蔚長期生腳氣瘡，行動十分困難。她們住的窯洞在一個山坡上，離課堂有一段很遠的路。黎琳總是扶著、甚至背著李隆蔚下山上山。不管烈日當空，還是泥濘路滑，從未間斷。每天，她都把李隆蔚的飯菜端到窯洞。有時還用自己的津貼費，給李隆蔚買來滋補品。當李隆蔚瘡痛難忍的時候，黎琳就像大姐姐一樣地鼓勵她，要李隆蔚經受住病痛的考驗。在黎琳無微不至的關懷下，李隆蔚不僅沒有缺一次課，而且以優良的成績從“抗大”畢業。
數十年後李隆蔚在一份材料中無比感慨地說：“四十多年前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黎琳，我的引路人。當時，她如同大姐姐似地關懷我。而實際上，她比我小，應該是我的小妹妹啊！”
由於黎琳學習刻苦，在抗大她同樣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抗大畢業後，黎琳被調到中央軍委通訊學校學習無線電技術。學習結束後，又調往中央組織部政治幹部訓練班。在這裏，她學習了國內外政治形勢，學習了國統區的鬥爭策略和工作方法等知識，不久組織上調她到延安文聯做秘書工作。在這段期間，她同馬列學院政治經濟學研究室的陳寶琦（即李清同誌，原任國家交通部長）在工作中產生了愛情，並經組織批準，結成了革命伴侶。
1938年10月26日，經鄭繼斯、楊馨二位同誌介紹，17歲的黎琳在延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入黨宣誓會上，她麵對鮮紅的黨旗莊嚴地宣誓：“要為人類最崇高的理想——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由於全麵抗戰形勢的需要，“抗大”第四期畢業的同學紛紛奔赴前線，她感到異常激動和興奮，盼望早日投入抗日洪流，為神聖的民族解放事業貢獻力量。